父親一生結過兩次婚。第一次是封建家庭的包辦婚姻，父親那時14歲，尚未成年；對方是一位年長他5歲、不識字的農家女子。這樣的婚姻自然毫無感情可言，在那個大時代背景下結束了。　

我的母親和父親是在抗日戰(zhàn)爭時代相識、相愛并結合的。這是我的父親按照他個人的意愿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婚姻。父親是一個胸懷磊落、感情專一的人，母親有這樣一位丈夫，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　

母親原名云麗雯(云麗文)，她的家庭在綏遠一帶，多少可算作大族。她的祖父是大地主，封建而且頑固，然而他的女婿和兒子們，卻先后都與共產黨和抗日活動有了聯(lián)系，從此這個家庭再無寧日。母親的二叔云蒸在北大讀書時，曾任李大釗的聯(lián)絡員；三叔云蔚黃埔軍校畢業(yè)，在百靈廟抗日暴動中起過重要作用。她的姑夫孟純參加過北京五四運動，是蒙古族早期共產黨員之一。母親生活在這樣的家庭環(huán)境，對她后來投身革命，可以說起了很大的影響。　

母親美麗純真，但她最大的特點是極富正義感。父親曾說她是“熱血女兒”，我想是很有道理的。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日軍侵占綏遠，母親不愿在日偽學校讀書，中斷學業(yè)。當時日偽政權為了培養(yǎng)亡國奴，選送一批資質出眾的女學生到日本東京女子大學留學，有人勸說母親去時，她拍案而起，舉座皆驚。1939年，她在地下黨的幫助下奔赴延安，投身抗戰(zhàn)，走上了一條充滿風雨和艱險的道路?！?

母親和父親第一次見面是很奇特的：母親等人在去延安的路上，由于和聯(lián)系人失散，身無分文，一行人不得不沿路乞討，對這些素來清高的學生來講，確實是難堪又嚴峻的考驗。一路上，他們數次遇到日偽軍、國民黨軍隊的盤查，都僥幸脫身。最后到了黃河邊上，又一次被國民黨軍隊截獲，此時此地，意圖已經十分明顯，無可支吾了。很巧的是，父親正從這里經過。當時他是抗日部隊新編第三師的地下黨負責人，一眼就明白這是怎么回事，開口便說：“這是新三師投親的家屬，不是去延安的，你們弄錯了，快把人放了?！?

初始，母親看見一個國民黨軍官，更加戒備，后見此人如此爽快，大感意外。帶路的地下黨同志叫賈力更，原是蘇聯(lián)炮兵學院的高才生，是一位革命經驗很豐富的同志，他自然會意，不容眾人猶豫，立刻帶著大家走了?！?

父親和母親是在延安結婚的。此后50年之中，無論多么艱難危險的時刻，母親一直伴隨在我父親的身邊。我想，如果我的母親不是一位堅決抗日、投身革命的青年，父親不會愛上她；如果我的父親不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革命者，母親也不會萬里追隨他。50年的歲月，紅顏可以老去，黑發(fā)可以變白，但他們的感情始終如一。理想和信念的融洽，是他們愛情和家庭最堅實的基礎?！?

父母在解放前所生的子女，大都在戰(zhàn)爭年代夭折，僅存一子一女。我和妹妹是50年代出生。嚴酷而動蕩的戰(zhàn)爭歲月，無疑給母親的身體造成了極大的損害，而她伴隨父親度過的“文革”浩劫，使她并不健康的身體更為衰弱了。到了80年代，母親已經是60多歲的人了，她還有一件極大的心愿未了：把父親數十年在民族工作方面成功的經驗寫下來，作為一筆社會財富留給子孫。民族之間協(xié)調與融洽，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范圍之內，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關系到整個人類的和平與發(fā)展，而后來世界局勢的動蕩也說明了這一點。在這之前，中央也有幾位同志建議，但當時父親太忙，無暇顧及。這里我要特別提到照光同志，編寫《烏蘭夫回憶錄》、《烏蘭夫文集》是在他多次敦請下開始的。后經中央批準，母親主持“烏蘭夫回憶錄與文集編寫組”的工作。她逐字閱稿，審核錄音，力求真實和準確。父親和同志們都勸她不要太著急了，她說：“我真怕我在哪一天突然躺倒了，不能再干了?！边@句話不幸言中。1986年5月，母親突然身患重病，而那本真正的《烏蘭夫回憶錄》終于沒有完成和出版，這是母親一生最大的遺憾?！?

在事業(yè)和感情上，母親奉獻了一位女性所能奉獻的所有真誠、犧牲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