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從1949年至1952年10月，先后擔任中共湖北省委副書記、第二書記，在第一書記李先念伯伯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之后又曾任中共中南局秘書長兼農村工作部部長、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地區(qū)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

1957年6月，父親被任命為中共廣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qū)第一政治委員。那時，我剛準備要上小學。和許許多多有相似家庭背景的孩子一樣，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我，對父親的印象一是忙碌、二是嚴肅。

父親的忙碌簡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我根本不記得他是否帶我們去過公園、動物園。就是我大一些了，看電影、看球賽、游泳也不過只有屈指可數(shù)的幾次。記得在南寧時，我們家住的是當年新桂系元老、解放前曾任廣西省主席的俞作柏的老房子。那是一棟舊式的兩層小樓，白墻黑瓦。廣西地處亞熱帶，氣候潮濕多雨。一天晚上，父親和母親都不在家，我獨自去開燈，不料，老舊的扳動式開關漏電， 一下子就把我打倒在地，半天都不會動彈，最后還是我自己緩過勁兒來，慢慢爬起來的?；叵肽且豢蹋沂嵌嗝磁瓮赣H、母親哪怕有一個人，能夠奇跡般地出現(xiàn)在自己眼前啊！

在我童年的記憶里，似乎從來沒有把父親看成是什么大官。他只不過就是自己的父親而已。記得我十二三歲那年，父親和中南局第二書記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叔叔，同車從黃河邊的省委第三招待所回鄭州市里，我坐在車子的前排。突然聽見王叔叔放了一個很響的屁，我樂得夠戧。心里暗暗稱奇“這么大的干部咋還這樣呢？！”要是換了父親，我肯定沒有任何詫異的感覺。

我還能清楚地記得父親對我三次重重的責打：第一次是因為我四五歲時，賴在家里不愿意去幼兒園。這次挨打讓我開始朦朧懂得，人有時必須要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第二次是我剛剛學會騎自行車，在省委機關大院門口進出時，就學著好多大人的樣子，單腳點地而沒有按照規(guī)定雙腳著地下車。這次挨打讓我逐漸明白了作為干部子弟，年紀小也應該做得不比別人差才行。

第三次，則讓我事后過了好久好久，才理解到父親的為官不易，而且做他的孩子也同樣不易。那是在1964年的暑假，我因為開刀割除扁桃腺怕疼，就從醫(yī)院逃跑回了家，結果父親知道后，無名怒火三千丈，用木棍狠狠地揍了我一頓。從此，我好長時間都躲著他，看見他大氣也不敢出。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由。原來在7月間，負責主持“四清”運動的中央領導人在視察全國各省市的過程中來到鄭州，他認為許多“地方領導干部在‘四清’運動中，存在嚴重的右傾思想，對運動的領導很不力，必須大力糾正”。父親的思想壓力很大。后來，這位領導人還為此點名批評江蘇省委的第一書記江渭清和父親等人“不稱職”。那時的父親是左右為難、寢食不安。最后他肝炎復發(fā)，肝區(qū)疼痛難忍。于是我就莫名其妙地當了一回出氣筒。好多年以后，母親曾就此事與我長談了一回，還代表父親向我道了歉。

其實，已經長大的我那時候早已從更多的事情中，慢慢感悟到了父親偉大、深沉而悠遠的愛：

——我升入初中后，為了培養(yǎng)我對民族傳統(tǒng)和歷史文化的興趣，父親親自邀請他中學時代的同學（當時在鄭州工學院任圖書館的管理員），請他利用假期給我補習古文知識。教材就是當時中華書局公開發(fā)行出版的《活頁文選》。我喜歡讀書的嗜好大約就是從那時起開始逐漸養(yǎng)成的。

——也正是從我上初一開始，父親說服了母親，讓我到省委機關大食堂就餐。只有星期天，父親和母親才允許我回家和他們一道吃飯。每當父親看著我吃飯時狼吞虎咽的樣子，幾乎總要說上一句：“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很多年后，母親告訴我，私下里父親非常心疼正在長身體的我。但是他和母親始終都沒有改變初衷。

——初二的暑假，為了使我體會農民生活的艱辛，父親又親自把我送到紀登奎叔叔“四清”蹲點的許昌市郊區(qū)菅莊。每日里天剛破曉，我就和農民的孩子一起拉著糞車，進了許昌城區(qū)，挨個公共廁所掏糞，一天兩趟，風雨無阻?；卮宓耐局泻臀覀円黄鹛M河里游泳、洗澡，又解乏又好玩。晚上我們常常一塊兒夾著小板凳到鄰村看電影。電影結束了，我們就星星點燈、月亮帶路地往回跑。有時他們還帶我到菜地摘茄子、黃瓜、西紅柿，教我用手搓巴搓巴，洗也不洗，就三口兩口咽下了肚。一日三餐，鄉(xiāng)親們吃啥我吃啥，最香的就是把芝麻、干辣椒和鹽巴一道碾碎了，當做菜下飯。發(fā)現(xiàn)蒼蠅落到飯碗里，我也學他們的樣子，挑出來往地上一甩，繼續(xù)照吃不誤。

這種“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暑期生活，雖然短暫，卻不僅使我零距離接觸到了真實的農村和農民，也使我依稀看到了父親童年、少年時代的生活影像，而且，給我即將經受的磨難提前作了最好的準備和鋪墊。細想起來，這或許正是父親為人父的高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