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學術(shù)理論、方法傳入中國的同時，不少外國人組成所謂“科學考察團”、“遠征隊”來到中國，掠奪中國的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資料。他們以學術(shù)團體的面目出現(xiàn)，用一套“學術(shù)”的理由蒙騙中國人。而且，他們所搜集的資料，往往是中國學者所忽視的東西。所以不光政府官僚們對這些“考察團”、“遠征隊”的性質(zhì)不甚了了，聽任他們到處進行“科學”的考察、訪問，即便是一般學者也麻木不仁，安于搞那些早已陳腐的學問，做官樣文章，坐看外國人將中國的歷史文化資料一批批偷盜了去。唯有那些具有現(xiàn)代學術(shù)知識和強烈民族意識的學者對此深感不安，他們也在搜集、整理新材料，但由于設(shè)備、技術(shù)缺乏，工作經(jīng)驗不足，組織不力，勢力單薄，因此無法與外國“考察團”相抗衡。傅斯年決心改變這種局面。他說：

在中國境內(nèi)語言學和歷史學的材料是最多的，歐洲人求之尚難得，我們卻坐看他毀壞和亡失，我們著實不滿這個狀態(tài)，著實不服氣就是物質(zhì)的原料以外，即便學問的原料，也被歐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們很想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所以才有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設(shè)置。［1］他是懷著“不滿”和“不服氣”的心情，為避免中國各種學問的原料外流而創(chuàng)辦歷史語言研究所的。

［1］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臺）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0年版，第260頁。

總之，中國歷史學、語言學的發(fā)展向人們提出了搜集整理新資料的要求，造就了一批優(yōu)秀的學問家；外國人對中國歷史語言學資料的掠奪激起了中國學者搜集保存新資料的熱情，這是史語所創(chuàng)辦的客觀原因。傅斯年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tǒng)學問的根底，又精通西方的史料學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具有優(yōu)秀的領(lǐng)導、組織能力，這是他能夠走到這股學術(shù)潮流的前列，成功地創(chuàng)辦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主觀條件和關(guān)鍵之所在。

抗戰(zhàn)前史語所的發(fā)展

（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為了明確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學術(shù)宗旨，1928年5月，傅斯年撰寫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以研究所籌備處的名義刊登在10月出版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上。在這篇文章中，他首先通過對于歐洲歷史學、語言學研究狀況的簡要介紹，揭示了這兩門學科的內(nèi)容、范圍、方法和研究宗旨。他說：歷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fā)達的。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zhì)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他說，歐洲的語言學產(chǎn)生于18、19世紀之交，經(jīng)過幾個大學問家的努力，很快發(fā)達了起來，不論是綜合的系族語言學，還是各種專門的語言學，都已蔚為大觀，尤其是實驗語音學、方言的研究，成績更為突出。他說：本來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語言學總是一個大題目，而直到現(xiàn)在的語言學的成就也很能副這一個大題目。

中國的情況又是如何呢？語言學和歷史學在中國發(fā)達甚早，公元前2世紀的司馬遷，傳信存疑，別擇史料，寫作《史記》八書、制作年表，“若干觀念比十九世紀的大名家還近代些”。北宋的歐陽修作《集古錄》，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學的真功夫”。司馬光作《資治通鑒》，“遍閱舊史，旁采小說”，和劉頒、劉恕、范祖禹諸人，利用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材料，認真比勘考訂。到北宋晚年這方面又有長足的進步。如果按照這樣的方向發(fā)展下去，到了明朝，就應(yīng)該有當代歐洲的局面了。可是元朝以異族人入主中原，明朝崇尚浮夸，所以歷史學、語言學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后退了。明清之際浙東學派開了“一個好端涯”，清初顧炎武的歷史考證、音韻學研究，閻若璩的歷史地理學及辨?zhèn)畏矫娴某删?，均為世人所矚目?！巴ち郑櫻孜渥郑?、百詩（閻若璩字）這樣對付歷史學和語言學，是最近代的：這樣立點便是不朽的遺訓?！钡墙倌陙碇袊臍v史學和語言學并沒有沿著前人開辟的正確方向走下去，也沒有因為和西洋人接觸而借用其新工具，擴張新材料，而是煞費苦心地在那里修元史、修清史，做官樣文章。更有甚者，不僅自己不使用新材料，就連別人正在使用的新材料也加以抹殺，如甲骨文字，外國人都在極力搜求研究，而我們語言學的“大權(quán)威”，卻將其視為贗品。這在觀念上、研究方法上都是一個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