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怪，魯迅遷入西三條胡同新家(今魯迅故居)后，于1924年6月11日”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時，遭到周作人及信子的辱罵和毆打。魯迅忍無可忍，責之為小人、盜賊。這”二弟“的真實目的還不就為了盡量霸占兄長的器具文物？一句話，都是為了錢。事后魯迅曾對許廣平分析說：“周作人的這樣做，是經(jīng)過考慮的。他曾和信子吵過，信子一裝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經(jīng)說：‘要天天創(chuàng)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長兄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周作人“考慮”的首先是“新生活”必需大量錢財，權其輕重則不過是“錢”的輕重。

第二回是本文所要考證的。關于周作人的附逆，他在《知堂回想錄》等處再為自己辯解。例如，戰(zhàn)火初起時朋友們勸他隨眾教授南下，他不肯走，說：“我因家庭關系，實在無法擺脫(有母親、魯迅的故妻另住別處，兄弟的故妻……及三個孩子均在京，我自己一家大小四人，我女兒和她的兩個小孩，以上均住我處)我只能苦住下去。”不走也不會充當漢奸吧，只不過必然要“苦”一點。他當時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說：“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雖然愚夫婦及小兒共只三人，未能離去北平，現(xiàn)在以北京大學教授資格蟄居而已，別無一事也?！庇终f：“有同事將南行，曾囑其向王(世杰)教長、蔣(夢麟)校長代為同人致一言，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做蘇武看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別位關心我們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懷疑或誤解殊不能知，亦無從一一解釋也?！笨梢姶藭r尚有堅守民族氣節(jié)、以“蘇武留胡節(jié)不辱”為榜樣的想法。熟讀經(jīng)史的周作人當然知道大漢奸洪承疇等鼠輩的千古罵名。再說，東洋指揮刀并沒有架在他脖子上威脅呀，他自己回顧：“關于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后來確有費力氣自己運動的人)，當然由日方發(fā)動，經(jīng)過考慮就答應了?！?

請注意在這里周作人承認“經(jīng)過考慮”，可見他是權衡過名譽地位、掂量過利弊得失，才下定決心“答應”賣國投敵效鷹犬之勞的。他反復“考慮”的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何等致命的因素，比東洋指揮刀更厲害的因素，使得周作人泯昧良知就任偽職“督辦”的呢？

后人不必揣測。還是周作人自己在《知堂回想錄》中揭開了這個老底。他一語道破了“考慮”的根本原因：

該職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晉一級加四百圓，至二千圓為止。

必須說明，舊時代行政官員分四等：特任、簡任、薦任、委任。日本侵略者給周作人定的身價不算低，一上臺就是頭等達官，月俸1200圓，是他原有薪金的兩倍(合2009年人民幣36萬元)。而且還有顯赫的前途等著他：晉級可以一直加到月俸2000圓(合2009年人民幣6萬元)。如此在和平時期他做夢也得不到的橫財，今日明晃晃地擺在他眼前了。

這才是致命的誘惑，比東洋指揮刀更厲害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