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從1918年在《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狂人日記》和《隨感錄》以后，成為新文學運動的闖將。但是，當時《新青年》雜志是不計稿酬的。

1916年陳獨秀主編《新青年》月刊時曾宣布：“來稿無論或撰或譯，一經選登，奉酬現(xiàn)金。每千字(譯文)二圓至(撰文)五圓?！?合1995年人民幣100-250元，2009年200-500元)。起初《新青年》發(fā)行量只有一千份；第二年發(fā)表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文學革命論》后，銷路直線升到上萬份，不斷再版，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但是，到1918年《新青年》登載了如下啟事：

本志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簡章業(yè)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尋載者，可否惠贈本志？尚希投稿諸君，賜函聲明，恕不一一奉詢，此后有以大作見賜者，概不酬。

魯迅應錢玄同之約投稿于《新青年》，恰在此時。我查遍《魯迅日記》和有關史料，確實不見《狂人日記》、《隨感錄》等作品的稿酬記載。

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回憶：

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魯迅)、周啟明(周作人)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引自《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可見《新青年》編輯部跟北京大學文科(后來的文學院、國文系)基本上是一套班子的人馬。為什么《新青年》竟然提出取消稿酬呢？有兩個緣故：一方面，他們決心發(fā)起新文學運動，為社會盡義務；另一方面，他們都已經得到豐厚的經濟生活保障。根據《1919年1月份北大教職員薪金底冊》所載：陳獨秀任北大文科的“學長”月薪300銀圓(大約合1995年人民幣1萬元、2009年2萬元)，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月薪120銀圓?！麄儤嫵闪宋逅臅r代我國第一批新型的“中產知識階層”。魯迅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自認如此。就是這種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經濟自由狀況，成為他們言論自由的后盾。自己有了足夠的薪水錢，才能擺脫財神的束縛；自己有了足夠的發(fā)表權，才能超越權勢的羈絆。

魯迅當時在中華民國教育部擔任公務員，月薪300銀圓，與陳獨秀相等，所以他也甘心情愿為《新青年》義務寫稿，不計報酬。何止如此！仔細數(shù)來，從1918年直到1922年，也即魯迅創(chuàng)作《吶喊》、《墳》、《熱風》中大部分作品的那幾年《魯迅日記》中，都不見一次稿費的記載。

另有資料表明：20世紀20年代初，陳獨秀(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月收入共400銀圓，胡適(文科教授兼任哲學研究室主任)月收入300銀圓，李大釗(北大圖書館主任兼任政治系教授)月收入300銀圓，錢玄同、劉半農等人，月收入都在200-300銀圓，周作人任北大教授兼國史編纂處主任，月薪240銀圓。又，20年代初，郁達夫在北京擔任經濟學講師，月薪117銀圓，這就是低的了，怪不得他牢騷滿腹。同一時期，林紓在北京正志學校任教，月薪500銀圓，比陳獨秀、胡適之還要多出100-200銀圓。后來學者們的待遇又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