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從《癲狂與文明》看通常的人類學觀

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的福柯于1961年發(fā)表其成名作《癲狂與文明》。?？拢骸栋d狂與文明》，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9。在該書中，?？聦W洲文化的過去提出了一種看法，理清了它的亂象?！栋d狂與文明》考察了文明化中的西方社會處置癲狂之人的歷史，排斥、禁錮、隔離，是這部歷史的核心內(nèi)容。歷史的開端是一個“古今之交”的年代，首先是古代歐洲用來隔離麻風病人的“愚人船”。麻風病人是中世紀歐洲文明人的“異類”，他們被強制送往“愚人船”上，隨水的流動而漂泊，與定居于陸地的文明人形成反差。裝著麻風病人四處漂泊的“愚人船”，是一個有持續(xù)作用的隱喻，盡管麻風病并不總是流行，但處置麻風病人的方法卻保留了下來。一個著名的例外，是文藝復興時期，那時，文明人的異類——瘋子，成為文學與哲學的核心意象，瘋子的妄想，被視作文學的想象與哲學的狂放的源泉。然而，文藝復興卻曇花一現(xiàn)，緊接著是古典時期的到來，文藝復興時期對癲狂存在的善意，為“愚人船”隱喻的復興所替代。17世紀，禁閉所大量涌現(xiàn)，據(jù)稱，在巴黎，被識別為異類而遭到禁閉者，為全人口的百分之一。文明化中的巴黎，17世紀中期建立了總醫(yī)院，這所總醫(yī)院固然是個診療場所，但更重要的是一個“治安”的機構，在其中，關著違法者、浪子、游民、精神病人被同等對待，統(tǒng)一囚禁。這些被囚禁的異類，被認為逾越了某條神圣的界線，不勞而獲，沒有文明人基本的道德。在了18世紀晚期，文明人的處置異類的手法翻新了，過去那種將所有異類囚禁于一室的做法遭到了反思，隨著對于異類的區(qū)分越來越細致，將瘋子與其他異類分開禁閉的呼聲日益高漲，精神病院應運而生。在精神病院中，道德和宗教的說教成為“治療”病人的新把戲，人們相信，使瘋子漸漸意識到自己本為擁有自由且責任的“主體”，使他們產(chǎn)生內(nèi)心的恐懼，有助于使這些異類成為正常人。這個“治療”手法有其效果，但經(jīng)幾輪試驗，人們也認識到，病人本已精神崩潰，若施加過多的道德與宗教壓力，制造過多恐懼的方法，就只能破壞病人的心理機能。一種新的手法誕生了。“皮內(nèi)爾實踐”，或者說，舍棄宗教療法，倒過來，致力于驅除病人腦中的宗教意念，“以德服人”，兼施緘默法、鏡像認識法、審判法……在處置癲狂的方式的文明化進程，越來越細致地分門別類、深度地關注瘋子的內(nèi)心世界的醫(yī)生，也獲得越來越高尚的道德地位。

從“野蠻地”將社會的異類“驅逐出境”，到“文明地”將他們禁閉起來“照料”，是近代歐洲文明進程的實質內(nèi)容。從“文明”內(nèi)部的角度看，這一歷程導致了一個質變，即，社會秩序的生成方式因文明而有別于野蠻，但站在“文明”外部的角度看，它則又是某種“量的累積”，是相對野蠻的手段，到相對不野蠻的手段的遞進，或者倒過來說，從粗糙的“技藝”到遠為精密的“技藝”的轉變。

福柯筆下的文明“特別歐洲”。

無獨有偶，在他的論斷提出之前數(shù)年，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已對歐洲文明的特征加以同樣的形容。列氏假中帶真，“戲稱”所有社會可分兩類，一類具有“食人肉風俗”，另一類具有“吐人肉風俗”；前者堅信，處理具有危險能力之人，最好的辦法是將他們吃掉，即使不是全部吃掉，只吃一點，那也有助于化其有害性為有利性，使之轉化為有益于社會的因素；后者也面對“異類”問題，但卻不知道有食人肉這種做法，它們把那些具有危險人物排斥在外，“把那些人永久地或暫時地孤立起來，使他們失去與其他同胞接觸的機會，把他們關在特別為達到這項目的而建設的機構里面”。列維·斯特勞斯：《憂郁的熱帶》，王志明譯，506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生活在“食人肉風俗”下的大抵是“原始人”，而歐洲文明的本質特征是“吐人肉”。自視文明歐洲人大凡會認為“食人肉風俗”太野蠻了；而對那些生活在“食人肉風俗”下的人而言，“吐人肉風俗”一樣地是可怕的，如列氏所言，“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那些被我們看來似乎是野蠻的“食人肉社會”，可能會變成相當仁慈而且人道。同上。

列維-斯特勞斯與?？鲁煌那{(diào)，但其想表達的意思卻大同小異。假如結構主義的后起之秀?？略媲欣斫膺^列維·斯特勞斯，那么，他對于其從比較中得出的對于歐洲文明的論斷，必定心服口服：有什么東西能精確地形容歐洲文明？以精確的分類，對社會內(nèi)部做細致的把握，以知識為手段，獲得一種文明地處理野蠻的辦法，將后者排斥在外或者禁閉起來，不相信對它局部的“消化”會有助于善的力量的增添，不恰是福柯筆下的歐洲近代文明的特征嗎？

文明與野蠻這個對子，不獨存在于現(xiàn)代人類學中，現(xiàn)代人類學所特有的只不過是，它對這個對子曾經(jīng)表達的文化價值進行了文明化的意義顛覆。

“‘文明’這個概念中隱含的文化對照，確實與文明的歷史一樣古老?！盙eorge Stocking,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7, p.10.“文明”一般指與野蠻對立的狀態(tài)。在希臘—羅馬時期，“野蠻人”（barbarians）被用來形容那些話說不清楚的異族，而“蒙昧人”（savages）則可追溯到拉丁文的“Sylva”，所指的是那些不住在城里而住在林子里的人?！拔拿鳌痹瓉砭褪侵改切┎煌凇懊擅寥恕薄ⅰ耙靶U人”，住在城里，說話流暢的“文明人”。到16世紀末，古老的“文野之別”重新出現(xiàn)在意大利發(fā)達城市中，“文明”此時指的是市民的文化自豪感。到了17世紀，“今人與古人之戰(zhàn)”出現(xiàn)，為 “進步”概念的到來鋪平了道路。到18世紀，“文明”先是成為一個法律用語，指正義的行為，指對刑事犯罪進行民事訴訟的審判，接著，變得與“歐洲”這個意象及“進步”概念直接相關，此時，“文明”便開始指“進步的歐洲”了。Ibid., pp.10～11.

到古典人類學時代，“文明”代表的依舊是一種好東西，但作為一種“進步的文化”，它是否只與歐洲有關，問題則早已被提出來了。

比如，在英國，18世紀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家，都相信“文明”是好東西，但同時，他們卻并不認為文明獨屬歐洲，相反，這些思想家竭力在原始的“自然秩序”里尋找制度的“原始文明基礎”。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于“文明”的新思考，成為19世紀英國進化論人類學的思想基礎。受蘇格蘭啟蒙思想影響，當時的英國人類學家一面堅信“文明”是好東西，一面致力于用超脫歐洲文化的眼光來考察它的源流，他們運用“人類心智一致論”，將之與“蒙昧人”的“文明潛質”關聯(lián)起來，同時借用當時既已流行的“臆想史研究法”（conjectural history）對既有民族志素材進行比較分析。George Stocking,jr., Victorian Anthropology, pp.110～143.

19世紀的人類學有其“文明布道”使命，但吊詭的是，與此同時，它還頗珍惜“蒙昧人”、“野蠻人”的文化，且因之堅信，在他們那里能找到世界上所有人共同的歷史進程或心智結構。列維·斯特勞斯說，這種人類學的優(yōu)點，早在受人類學發(fā)現(xiàn)啟發(fā)甚多的法國思想家盧梭那里，早已存在。在人類學界，盧梭總是被誤認為是“高貴的野蠻人”形象的塑造者，其實不然，在他的論述中，介于尋找“蒙昧”與“文明”之間過渡階段——新石器時代——蘊含對于我們的道德啟迪，才是他的追求。列維·斯特勞斯：《憂郁的熱帶》，509～514頁。而列氏自己身體力行，企圖在人類學中重新發(fā)揚那一可謂是“盧梭優(yōu)點”的東西——如格爾茲概括的：

野性的（“野蠻”、“未馴化的”）思維類型原本就存在于人類的精神中，它們是我們大家共有的?，F(xiàn)代科學和學問中文明的（“順從的”、“馴化了的”）思維類型，則是我們自己這個[西方]社會特有的產(chǎn)物。它們是從屬的、派生的，而且，盡管并非無用，卻是人為而矯柔造作的。這些原始的思維方式（因而也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雖然如“野生三色堇”——這一雙關隱喻至為難譯，而《野性的思維》正是因此而得名的——一樣，是“未馴化的”，本質上卻非源于情感、本能和直覺，而是充滿著智慧、理性和邏輯性。對人類而言，最好的——卻絕非完美的——時期，是新石器時代（即，后農(nóng)業(yè)時代、前都市時代）：盧梭（與通常對他的刻板印象相反，他恰好不是一名尚古主義者）稱之為“原初社會”。正是從“原初社會”那時起，這一精神日漸豐富，并從“關于具體事項的科學”之中誕生出了為我們提供生存的基本所需的文明技術——農(nóng)業(yè)、畜牧業(yè)、制陶術、編織術、食品貯備法，等等。

人若是保持“介于原始狀態(tài)下的懶散和受自身固有的特性激勵而進行的探索活動之間的中間狀態(tài)”，而未曾因不恰當?shù)呐既欢芰藱C械的文明、無休止的野心、傲慢及利己主義的影響，情況興許就會好些。然而，人事實上已確實拋棄了這一中間狀態(tài)，于是，社會改革的任務，便在于使人復歸這一中間狀態(tài)。然而，并不是通過將我們拽回到新石器時代，而是通過向我們展示人類的成果、社會的優(yōu)雅中存留的令人激動的零星觀點，從而將我們推向一個理性的未來，在這個理想的未來，我們甚至可以更全面地實現(xiàn)理想——注重自我與普遍同情之間的平衡。這就是得到了科學的充實的人類學（“使野性思維的原則合法化并恢復其正當?shù)匚弧保?，是社會改革妥善的機構。人類發(fā)展的進程，被盧梭形容為“完美的”、更高的思考能力的逐漸展露過程，但它受到了由半成熟的科學理論武裝了的文化地區(qū)主義的破壞。于是，用成熟的科學理論武裝起來的文化普遍主義，將再次調(diào)動起它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