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的在實際工作中，戴笠感覺到一個人的力量太弱小了，他將平日關系密切，有共同抱負的同伴們聯(lián)合起來，組成了“十人團”。戴笠的雄心壯志正欲施展，蔣介石的獨裁統(tǒng)治卻遇到了瓶頸。

自從“九一八”事變爆發(fā)之后，社會各界都在譴責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國民黨內部也因為他軟禁了反對他進行獨裁統(tǒng)治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而集體對他進行聲討。國民黨四大召開以后，寧方國民黨中央電邀粵方、滬方中央委員來南京舉行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但粵方堅持蔣介石必須下野，否則不去南京參加會議，而要求在上海召開四屆一中全會。迫于粵方的壓力，12月22日，蔣介石于當日通電請辭國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職。

但是蔣介石已經不像是第一次下野那樣倉促應對，他在通電下野的當天，召開了國務會議，并在中央和地方各要害部門安插親信，控制中樞機構，為以后上臺做好準備。之后，他偕宋美齡悄然離去，飛往上海，又一次前往家鄉(xiāng)奉化，在雪竇山上的妙高臺靜觀局勢，伺機而出。

就在他退隱休息的這段時間里，戴笠領導的“十人團”卻在積極地活動。他們每日往返于南京、蘇州、上海、杭州等地，了解國民黨各派的動向，并隨時向身在奉化的蔣介石密報。

1931年的深秋，日本帝國主義侵入東北三省，國家陷入存亡的危急關頭。舉國上下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都是義憤填膺。而國民黨內部又各懷鬼胎，蔣介石感覺到自己的統(tǒng)治已經陷入了風雨飄搖的深淵。有一日，他忽然召集了他的親信黃埔系學生開會，看著十幾個得意愛將，蔣介石并不說話，只是默默地抽煙，喝茶，陷入沉思中。

當時在場的除了戴笠，還有賀衷寒、康澤、鄧文儀、鄭介民等老牌特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不敢出聲。現(xiàn)場除了偶爾的咳嗽聲和茶杯和桌面磕碰的聲音，靜得讓人煩躁。

賀衷寒自詡是黃埔的老大哥，就率先發(fā)言：“校長這次叫我們來，是為了什么事呢？”

蔣介石依舊是沉默。鄧文儀忙接口說：“我們既然在校長身邊，自然就應該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怎么能問校長有事吩咐才出現(xià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