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即，李立三就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中國革命形勢的估量、黨的總路線、蘇維埃區(qū)問題、非蘇維埃區(qū)域、黨的組織、革命的轉變、總行委組織以后、黨內斗爭等9個方面作了檢查。指出“對三中全會鄭重說明自二中全會以來有很大的成績，但不少錯誤，這一次更加明顯，在三中全會上，必須要使這些錯誤徹底肅清。我對錯誤應多負責任。要分析自己的錯誤，才能夠得到教訓，使黨以后在策略上能夠穩(wěn)定。我們已經知道進攻，但進攻策略知道太少，我們必須切實討論與學習進攻策略，檢查過去工作來學習進攻的策略?！崩盍⑷膽B(tài)度是嚴肅誠懇的，不文過飾非，勇于承擔責任，有改正的決心，受到大家的好評。

1940年李立三在回憶中曾經寫道：

在三中全會上，周恩來同志作了報告后，我發(fā)言作了自我批評，表示最近幾個月來，政治局犯了一些策略性的錯誤，首先應該由我負責。我犯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原因是我對中國革命的一些關鍵問題形成了錯誤的看法，過高地估計了革命運動的來勢和發(fā)展速度，所以產生在南京、上海、漢口等地組織起義的錯誤方針。我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運動發(fā)展的不平衡性，所以不理解、也不重視建立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維埃政府的意義和鞏固紅軍的重要性……”“當時，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時候，下達了許多錯誤的指示，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損失?！薄跋肫疬@些（犧牲的）同志，想起給黨造成的不可補救的損失，我簡直不能用語言來表達自己對犯錯誤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點：我要用我畢生的精力努力向黨、向人民贖罪補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全會接受共產國際7月23日的決議，通過了《關于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的決議案》，肯定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是正確的，同共產國際的路線是一致的。指出：“在全國革命新高潮的形勢之下，中國黨一年來又有了大的發(fā)展，中央的工作有了大的進步。”這表現在：“黨員增加到12萬以上，《紅旗》銷一萬份，赤色工會發(fā)展到10萬以上，蘇區(qū)將近300余縣，紅軍10萬，農民赤色衛(wèi)隊百萬以上。”

《決議》承認過去“有個別的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

全會補選李維漢、賀昌、陳郁、鄧發(fā)為中央委員；補選朱德、陳云、林育英、陳潭秋、惲代英為中央候補委員；改選后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向忠發(fā)、周恩來、瞿秋白、項英、張國燾、關向應、李立三；政治局候補委員是：李維漢、徐錫根、盧福坦、羅登賢、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

10月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會議決定，由向忠發(fā)、周恩來、徐錫根三人組成中央常委會，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余飛、袁炳輝、朱德以及當地一人組成蘇區(qū)中央局，負責指導全國各蘇維埃區(qū)域與紅軍工作。

這樣，經過周恩來，瞿秋白等的努力，在三中全會后，李立三已離開原有的領導地位，武漢、南京的暴動和全國準暴動的計劃已經被取消，紅軍進攻大城市的命令已不再執(zhí)行，中央和地方的革命行動委員會組織已經被撤銷，黨、團、工會組織已經恢復，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工作，已提到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傊?，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征的那些錯誤已經得到了糾正。這標志著李立三的錯誤已經得到糾正和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