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這樣不咸不淡地在部隊里待了近十年。1976年，“野心家、陰謀家、妄圖篡黨奪權”的“四人幫”被一舉粉碎，任正非也開始揚眉吐氣了。

1978年，作為“毛選學習標兵”的他，以非共產黨員的身份參加了由鄧小平主持的、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全國科學大會，自是風光無限，老父親激動之余，將他與中央領導的合影放大用鏡框小心地裝好，放在家里最顯眼的地方。

憋了十多年的任正非，正意氣風發(fā)、準備乘長風破萬里浪時，造化弄人，他所在的部隊因為大裁軍整體轉業(yè)，無奈之下，老任依依不舍地脫下了軍裝，變成了一介平民，被迫下到了海里。如果今天有人告訴你，任正非下海之初，被人騙得很慘，你相信嗎？不過，這是事實?？梢?，那時的他還沒有完全靜下心來。但任正非與牟其中、禹作敏的最大不同，就是他多了點兒理性。當發(fā)現(xiàn)已經沒有可能走“又紅又?！钡氖送緯r，他非常果斷地將自己的整個生命激情、智慧與才華全部傾注于當下的事業(yè)，而且心無旁騖。經過若干年艱苦卓絕乃至九死一生的拼搏，他終于開辟了一片天地。

凡是存在過的注定要留下痕跡。仔細研究華為的發(fā)展，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任正非的市場攻略、客戶政策、競爭策略以及內部管理與運作，無一不深深地打上了我們傳統(tǒng)的權謀智慧以及毛澤東斗爭哲學的烙印。翻開任正非的內部講話材料和華為的宣傳資料，其字里行間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戰(zhàn)爭術語，你仿佛置身于一個別樣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心速加快、眼中放光、熱血奔流。

以至于有人說進入華為的人都被洗了腦，老任并不否認這一點，卻反說，一個自信的企業(yè)最大的底氣來自于它改造人的力量。但不管怎么說，任正非利用他的文韜武略、權謀智慧，硬是打造出了一支招之即來、來之能戰(zhàn)、攻無不克、戰(zhàn)無不勝的鐵甲兵團，將西門子、朗訊、阿爾卡特、摩托羅拉等跨國的獅子們打得落花流水，硬是用三流的產品占領了一流的市場。任正非的身上烙上了毛澤東時代的深深印記。他們這一代人因為特殊而復雜的家庭背景，有著與生俱來的“原罪感”，似乎他們人生的目的就是通過不斷的奮斗、拼搏，從而達到贖罪之目的。在市場經濟的今天，這種“狠斗私字一閃念”的贖罪意識表現(xiàn)于外，就是堅韌的毅力、不屈不撓的奮進、燃燒的激情、樂于奉獻的犧牲精神以及滲入骨髓的民族憂患意識。他們這一代人是天生的苦行僧、笨拙的享樂者，他們往往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樂在后，他們對員工說得最多的是“跟我上”，而不是“給我上”。大雨滂沱、汽車拋錨時，脫掉皮鞋，卷起褲腳，冒雨推車；將廢品做成“獎品”發(fā)給相關的研發(fā)人員；為了提醒生產及研發(fā)部門的領導深入實際，居然給每人送一雙皮鞋。凡此種種，發(fā)生在任正非身上就一點兒也不奇怪了。這種懷著深深的原罪感而自覺不自覺地在苦水里泡三遍，在咸水里泡三遍，再在血水里泡三遍的精神歷練，使任正非滋生出強烈的民族意識、長線意識以及憂患意識。當海爾大張旗鼓地說“海爾，明天的世界500強”時，任正非則鄭重其事地講，華為在三代之內不要談這個問題。在IT業(yè)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之時，老任卻發(fā)出了不和諧的聲音——華為的冬天要來了！比之狼來了還要恐怖，憂患、焦慮之心之情溢于言表。據說，《我的父親母親》一文是任正非親自撰寫的，發(fā)表前還叮囑部下，不準擅自改動一個字。讀完這篇流傳一時的文章，感慨之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該文是新時期的《陳情表》。

當年的李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終讓皇帝收回成命，使他得以在家中盡孝，而他本人也因《陳情表》而留名青史。任正非在《我的父親母親》一文中，以纏綿、細膩的筆調傳遞出了復雜、多元的信息。

只有他那個時代的人，也只有具有他那樣復雜、特殊身世背景的人，才會用如此委婉、曲折的手法將其心中的萬千感慨，通過筆墨傾瀉而出。在文章中，他向我們的政府、我們的黨傳遞了一種深沉的訴求，“父母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tǒng)，要融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要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們不可能像普通農民、工人那樣政治純潔。他們生活在一個復雜的社會中，這個社會又是多元化的，不可能只有一種純潔的物質。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向黨交心，他們思想改造的困難程度要比別人大得多，所受的內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們把一生中的任何一個細節(jié)都寫得極其詳盡，希望組織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