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影響下，全縣強迫命令事件到處發(fā)生。對要求包產到戶的群眾，一些公社、大隊干部聲色俱厲地說：“你們要搞包產到戶，可以搬到別的地方去搞，我們這里不能搞?！蹦祥l公社姚灣大隊批斗了社員王同明；楊柳公社逮捕了杭頭大隊社員張開香、張世彩、黃安珍，關在縣公安局多達15天之久。這個縣迎松公社申山大隊十二擔生產隊農民朱正啟，于1979年秋天到肥西縣走親戚回家后，約了5戶農民把包產到組改為包產到戶，夏季和早稻獲得空前大豐收。朱正啟在大呼隆時期，最好年景全家只能分得2900斤糧食，搞了大半年的包產到戶，麥子收了400斤，早稻收了3200斤。這樣的大好事沒有得到支持和鼓勵，反而在廬江縣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當時，縣委主要領導人認為，朱正啟的行動“越了軌”，迎松公社人均一畝耕地，畝產千斤，不能搞單干(指包產到戶)，任其發(fā)展，就要亂全縣的套，后患無窮。于是，一方面抽調7名干部組成專案調查組到十二擔生產隊搜集整理朱正啟搞“單干”的罪證材料，準備逮捕(后因公安局長認為罪證不足才未能辦成)；一方面發(fā)動(實際上強迫)全大隊群眾對朱正啟開展多次批判斗爭、還指派大隊民兵營長、治保主任和一名大隊黨支委坐鎮(zhèn)十二擔生產隊，不準朱正啟等5戶到承包田干活，一直折騰了兩個多月，致使這5戶農民的晚稻生產遭受嚴重損失。對于縣委的錯誤領導，群眾軟拖硬抗，在秋收大忙季節(jié)，不少地方出現(xiàn)了罷種罷收，使已經成熟的水稻不能及時收割，成片發(fā)芽霉爛，造成全年糧食減產3億多斤，不僅征購任務完不成，不少農民吃返銷糧，有的農民外出逃荒，有的地方還發(fā)生浮腫病。到了這樣困難地步，縣委領導仍然在會議室里為推行何種責任制爭論不休。這樣的縣委在群眾心目中已經完全失去了信任，群眾干脆撇開縣委，自發(fā)地在全縣搞開了包產到戶。不少地方提出：“不管你金鐘和銀鐘(指縣委領導人)，團結起來向前沖?！睂τ谶@樣的縣委領導人，不但沒有被追究領導責任，反而提升為行署副專員。這種是非不分、不講原則的做法，群眾反感地說：“我討我的飯，你提你的干，你提干不影響我討飯，我討飯也不影響你提干。”

1980年，安徽全年糧食減產31億斤，主要是在包產到戶動蕩不定的幾個地區(qū)。相反，在包產到戶比較穩(wěn)定的地方，幾乎處處增產。如被人稱為修正主義的肥西縣，與廬江縣邊連邊、地連地，在同等自然條件、同等災害的條件下，糧食總產量比1979年增產2000多萬斤。長豐縣99 5％的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這一年全縣水災之嚴重僅次于1954年，受澇農田50多萬畝，有12萬畝絕收，但廣大農民奮起抗災，大災之年空前增產，全縣糧食總產量比1979年增長41 2％。桐城縣石南公社三岔路生產隊是當時全縣唯一搞了包產到戶的隊，這一年全縣普遍減產，而這個隊群眾生產積極性高漲，在陰雨連綿的惡劣氣候下，社員們千方百計搶時收割，想方設法把稻子弄干，糧食增產30％，而與三岔路生產隊同一個村莊、同一個水系、田地土質相同的鄰隊堅持“大呼隆”，糧食減產40％。

在嚴酷的事實面前，特別是鄧小平關于農村經濟政策問題的指示高度贊揚了安徽的包產到戶，他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shù)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P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shù)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許多干部迅速覺醒，紛紛深入基層，積極帶領群眾研究措施，推行多數(shù)群眾同意的生產責任制，使安徽農村改革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