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南京市軍管會主任兼市委書記劉伯承跟我父親的想法一樣，也在各種場合批評某些部隊干部的不正確思想。

在南京市委的正確引導下，南京解放軍的同志和地下黨的同志相處的很好，做到了從組織上、思想上、政策上的真正會師。

毛澤東主席看到了南京市軍管會、南京市委關于正確處理地下黨和部隊黨組織關系的經(jīng)驗介紹后，立即將這個報告批轉給中共華中局和西北句：

“茲將南京市委關于外來黨和本地黨會師問題的經(jīng)驗轉發(fā)你們，請你們充分注意此項問題，務必抓緊指導，不要再蹈我黨歷史上對此問題處理不善的覆轍。”

（3）可惜父親為之辯護的陳修良還是遭受沉重的打擊

父親為之辯護的陳修良生于1907年，比父親還大兩歲，是浙江寧波人。少年時代她在寧波女子師范學校求學時參加了五卅運動，擔任學聯(lián)代表，接受中共的領導，開始接觸馬列主義。

她1926年3月加入共青團，1927年5月轉為共產(chǎn)黨員。后任武漢市委宣傳部長向警予的秘書，1927年受組織委派赴蘇聯(lián)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先后擔任全國海員總工會秘書，江蘇省委婦委書記，華中黨校黨委副書記，華中局新華日報總編輯，華中分局南京工作部部長，南京市委書記、組織部部長等職。

我父親后來調到北京，陳修良則到上海擔任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兼基層工作委員會副書記、上海市委高等學校黨委副書記、浙江省委宣傳部代理部長等職。

歲月證明，父親的辯護作用是有限的。像陳修良這樣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尤其是長于思考的干部，她們總是能夠從更高的層次來觀察問題，也對體制上的弊端有更真切的感受。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她的悲劇意義。

陳修良不僅自己是個知識分子出身的老共產(chǎn)黨員，她的丈夫沙文漢職位更高，是當時浙江省省長、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夫婦倆個身在高位，完全可以循規(guī)蹈矩地工作、舒舒服服地過日子，但做為少年時代就投身理想的他們不會過多地考慮自己，而且他們也沒有料到后來的政治斗爭會那樣殘酷。

陳修良在1956年7月召開的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fā)言，反對“以黨代政”。她特別說到她在浙江農(nóng)村考察的時候遇到的現(xiàn)象，也就是哪怕開路條也要蓋上鄉(xiāng)黨支部的圓印子，而鄉(xiāng)政府用的是方印子并不好使。老百姓也說“方印子不如圓印子”。陳修良呼吁：“黨”與“政”應該分開，該用“方印子”的地方，不該用“圓印子”。

由于夫婦二人一直探討這個建國后普遍存在的問題，所以她的丈夫也在省內(nèi)會議上提出：“現(xiàn)在我們的作法，由黨委來包攬政府機關許多的行政事務和把大大小小政府機關的工作都拿到黨內(nèi)來決定的作法，顯然已落后于形勢的發(fā)展，既妨礙了黨在重大問題上的研究與領導，也使我們政權機關的實際內(nèi)容機械、空虛，不能適應人民日益提高的要求。政府機關怎樣在黨委統(tǒng)一領導下?lián)撈鹚鶓摀摰呢熑?，哪些工作應由黨委做，哪些工作應政府辦，尤其是黨委的部門如何監(jiān)督政府的同種工作部門，二者之間關系如何擺法，并使之少重復，少扯皮，而能各盡其職責，發(fā)揮它的作用。在這方面我們還都沒有經(jīng)驗，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應該積極來摸索研究一下，以便經(jīng)過相當時期后，召開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或者把這個問題列到體制會議中作為一個專門的重大問題來解決也可以的。因為政府工作問題中，除了前述這些問題之外，也還有上級集中過多，下級權力太少，條條規(guī)定得太死，塊塊沒有機動余地等問題存在?！?/p>

這樣的發(fā)言真可以用“先知先覺”來形容，他們對于體制改革的思考早于絕大多數(shù)同志。然而為了這個正常而合理的思考，他們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華，從黨的高級干部淪為被人們歧視和打擊的右派，受到了20多年精神上巨大的折磨。

這個代價真是無比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