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就轉道上海，找到了黨中央。

11月，黨中央委派劉伯承、吳玉章等人一起，從上海登上蘇聯(lián)船只到莫斯科參加學習，以迎接新的革命任務。

劉伯承認為“南昌暴動，是中國無產(chǎn)階級奪取領導權在歷史上的第一頁?！?/p>

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批準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議，每年8月1日為紅軍建軍節(jié)。

劉伯承以這支光榮軍隊的締造者之一載入了史冊。

教訓勝萬金南昌暴動失敗后，劉伯承憑回憶寫下了記述這一偉大歷史事件的《南昌暴動始末記》，他的意圖是“供我們的黨在失敗中研求教訓之材料”。

吳玉章也寫了一本《八一革命》(1928年5月30日)，對事件作了全面的政治分析和理論探討，自我批評精神誠摯，他說明“書中關于軍事部分大部取材于劉伯承同志的報告”，可見劉伯承這份報告書的重要性。

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檢驗，《南昌暴動始末記》(以下稱《始末記》)至今仍然是一篇學習中共黨史、了解劉伯承兵學的重要文獻。

《始末記》是向黨組織的一份報告。

其目的是“以作此后革命進行之取鑒”。

劉伯承是南昌起義“負責軍事責任的一人”，可是他的這份報告并不是純軍事性質的報告。

“軍事是根據(jù)政治決定的”，他對起義作了全面的研求，因而《始末記》所提出的問題和教訓都是關系到我們黨如何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基本問題。

所謂“取鑒”，就是為“此后革命”作鏡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經(jīng)典作家一樣，《始末記》首先對起義前的政治形勢、階級關系做了分析。

當時武漢國民政府汪精衛(wèi)等對土地革命搖擺不定。

這些人的叛離革命隊伍僅是“時間問題”，對此，我們卻無準備。

同時，由于“對張發(fā)奎(擁有1萬人的兵力)猶未絕望，以為可以使之左傾，同到廣東，”當中共意識到汪精衛(wèi)在九江拉攏了張發(fā)奎敵視我們之后，才決定“單獨打到廣東去?！?/p>

對同盟者的動搖和叛變，不能及時覺察，沒有事先防范，缺乏足夠的警惕，在無準備的狀況下，從政治上決定“由東江取廣州”的戰(zhàn)略部署。

在這里，他很明確地提出了如何正確對待同盟者的問題，也就是在聯(lián)盟中如何進行又聯(lián)合又斗爭的問題。

這是關系到勝敗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1927年冬，他就能夠有如此高明的、正確的見解，這是很了不起的。

劉伯承善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取鑒”。

在堅持華北敵后抗日戰(zhàn)爭中，劉伯承任師長和鄧小平任政委的一二九師處于敵頑夾擊之中，他們在前門有虎、后門有狼的險境中，使晉冀魯豫抗日根據(jù)地得以鞏固和發(fā)展，在斗爭中不斷地取得了勝利，就是很好的證明。

此外，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之后，在1946年9月，他為晉冀魯豫軍區(qū)的《人民的軍隊》報所寫的發(fā)刊詞中，特別強調(diào)了“必須進一步地同人民結合，克服某些幻想、松懈、麻木和驕傲的有害思想”，并還要防止我國反動派反民主力量“使用各種手段(不只是單一武裝襲擊)陰謀破壞和平民主事業(yè)?！?/p>

上述引文括號中的九個字，是文章已經(jīng)排出清樣時，劉伯承加上去的。

“不只是單一的武裝襲擊”這句話充分體現(xiàn)了他對蔣介石集團的階級本質有透徹的認識，他善于通過各種方式喚起全軍提高警惕，以迎擊反動派對我突然襲擊。

由于我軍有了足夠的準備，在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突然大規(guī)模圍攻我中原解放區(qū)，全面內(nèi)戰(zhàn)爆發(fā)時，我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能立即投入戰(zhàn)斗。

他對農(nóng)民問題給予極大的關注，這體現(xiàn)了農(nóng)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的重要原則。

當時“江西農(nóng)運均屬不好”加上“提出沒收地主二百畝以上之土地的口號(后來到東江有個農(nóng)民聽著這個口號就說，這是耕者無其田的口號)”這種“畏縮右傾的土地口號”正如周恩來(在1957年)所指出的，起義軍主力遭到失敗是由于“沒有能夠堅持發(fā)動廣大農(nóng)民實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線而采取單純軍事向南挺進的軍事方針?！?/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