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識的塵封

當然，吳敬璉并非只對政治運動積極，他的學習成績也非常優(yōu)秀。

曾譯《基度山伯爵》的蔣學模教授和研究《資本論》的漆琪生教授，分別給吳敬璉講授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研究等課程。吳敬璉無疑是他們的得意弟子。

20世紀50年代以來，按照當時官方經濟學的制度藍圖，中國建立了集中經濟體制，政府成為經濟性活動的直接控制者與經營者。

在那個特殊時代，每個人都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反復接受官方的政治經濟學教育。當時，歷史學領域的“五朵金花”幾乎全部與經濟有關，文學評論領域也側重關注作者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地位。

此時的吳敬璉，出于對共產主義最純真的向往，對發(fā)生在學校內的種種變動并不可能有排斥之心，而是發(fā)自內心地擁護。

隨著課程變動和院系調整，在學校里，學生們不再有機會接觸西方現(xiàn)代經濟學，吳敬璉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熟讀馬列經濟學著作上面。

和其他同學一樣，那時的他還無法意識到，經濟學作為一門基礎科學，并不應該帶有所謂的階級特性，就像物理科學并不存在“美國物理”和“中國物理”一樣，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出現(xiàn)有嚴格分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與“無產階級經濟學”。

事實上，經濟學研究的是人類社會應當遵循的普世價值。盡管與自然科學相比，經濟學無法完全與社會意識形態(tài)相隔離，但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倘若人為地對經濟科學做強行割裂，其最終結果，都會導致經濟思想與經濟現(xiàn)實的脫節(jié)。

等他真正意識到這點時，他與無數(shù)為中國經濟發(fā)展作出巨大貢獻的老一輩經濟學家一樣，都因一個時代的謬誤與歪曲，從而遭遇了精神與肉體上的雙重苦難。

吳敬璉后來回憶起這段歷史時，對自我認識局限的來由，剖析得入木三分：

“使我對這些理論觀點深信不疑的，并不是有關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的各種事實材料，而是對社會主義的某種信念。這種信念又因我國50年代上半期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下取得的成就而得到加強。這種思想脈絡大概只有在50年代上半期身歷其境的人才會覺得完全合乎情理?！?

進而，他一連發(fā)出兩個反問：

“試想在經過多年戰(zhàn)亂之后，只用了短短三年時間就醫(yī)好了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昂首闊步進入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這樣的光輝業(yè)績，豈不就是比這種社會經濟制度更高一級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能夠取得更為輝煌成就的預示？

“既然實現(xiàn)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已使我們千瘡百孔、災禍縱橫的祖國起死回生，當我們實現(xiàn)了它的最高綱領--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還有什么人間奇跡不能被我們創(chuàng)造出來呢？”

基于當時這種思考，其結果“便是毛澤東所說：'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蛘呦裎覀儺斈杲洺Ｕf的那樣，'蘇聯(lián)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