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美國國務院找到了默羅的兒子，請他去《紐約時報》和大家見面。面對來自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記者，國務院官員高度稱贊了默羅的功績。稍后，默羅的兒子開始演講，談他的父親為新聞自由而戰(zhàn)的個人歷史。接著，他開始接受記者們的提問。

一個外國同行問:“在你很小的時候，你的父親就在世界各地采訪、寫新聞，鮮有時間顧及家人，你覺得他是一個好父親嗎？”

和默羅的兒子對話前，我們在美國國務院，與“水門事件”的采訪者鮑勃交流過一次，有一個國家的記者問他，你做了這么多偉大的事，我們非常地欣賞、崇敬和羨慕，但是在我們的國家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你能給我們一些好的建議么？鮑勃跟他說你要Keep on！Keep on！意思是說，你一定要堅持下去。

話音剛落，另外一個國家的記者就站起來了，他說我們需要養(yǎng)家糊口，我們需要有一個工作，我們沒有美國這樣制度性的環(huán)境。

當天晚上，我和《環(huán)球時報》編輯王文，一位讓我對未來新聞界充滿信心的“80后新聞人”，討論了這件事。我認為，鮑勃作為一個記者本身是優(yōu)秀的，但是創(chuàng)造“水門事件”這段歷史的不是鮑勃，而是美國的憲政制度。鮑勃自己也說，美國國務院的大樓里，有很多人想把他抓起來，但是他們做不到，因為美國的法律和制度保護了他。

說到我們的工作之于我們的國家，我說，我們能為我們的國家做出貢獻，但我們引領的作用是有限的，我們要為這種有限的引領做出我們的努力，但是我們不能有特別高的期待，因為很多時候，媒體對國家的貢獻并不取決于我們個人的努力。

冷靜地想想，媒體和記者的價值，我們對這個國家和這個社會的貢獻，是結構性的，而非個體性的。毋庸置疑，過去的20年內(nèi)，我所在的媒體，在不同的時期的確走在了同行的前面。和同行比，我們擁有更多優(yōu)秀的記者和編輯，做出了更多優(yōu)秀的報道，做出了一份相對出色的報紙。但是，這些年，新聞業(yè)的進步并不是我們的一己之力推動的。我承認我們的光榮，承認我們曾經(jīng)和現(xiàn)在所做的貢獻，但是我們對國家的貢獻，我們對新聞的功能的推動，在社會各階層各行業(yè)中，不是獨立的、唯一的。

我們說媒體的重要、記者的重要，不是因為我們所在的媒體重要和我們作為記者重要，而是因為媒體在整個社會運營當中擔當了一種結構性的功能，如果我們說第四種權力真的是新聞自由的基礎理論的話，那么它僅僅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一種權力制衡的力量。它對社會的正面價值，是通過結構性功能體現(xiàn)的，而非像革命家那樣是通過辦革命的報紙來實現(xià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