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任遠是1935年12月21日離開杭州的。那天下午，他從位于蒲場巷的國立浙江大學校長公舍后門出走，此后再也沒有來過學校。12月份是杭州最冷的日子，前些天下的一場雪還殘留在路邊瓦上，風一吹，粉末飛揚，坐在黃包車上的郭任遠神情憂悒、一臉陰霾。

半個多月前的12月9日，北京爆發(fā)了學潮。6000余名大中學生為抗日救國涌上街頭，打著“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收復東北失地”、“武裝保衛(wèi)華北”的標語旗幟游行示威，遭大批軍警暴力驅趕。消息傳出后，各地學生紛紛響應，予以強烈聲援，浙江大學亦在杭州首當其沖，事發(fā)兩天后的12月11日，學生們就冒雪上街游行，并決定10天后赴南京請愿。

學生們剛一上街，郭任遠就惱了。身為校長，他并不認同或者說不想認同學生們所謂“偌大的中國，已經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的觀點，以為只是一種政治煽情。郭任遠是心理學家，行為主義研究權威，但對學生們的行為，這回他卻沒有動動腦子，采取的是非科學態(tài)度。出于效忠黨國之立場，動用的完全是政治手段。聽說何應欽已在北平抓了人，郭任遠覺得自己也不能心慈手軟，于是在20日的夜里，任由軍警進入學校（一說是勾結），逮捕了12名學生代表。

然而次日的赴寧請愿，卻并未因此變更，反倒因為當局抓了人，顯得更加急迫了。21日上午，浙大學生紛紛趕往城站，準備搭乘火車。站方也許已經得了指令，拒絕學生們上車，年少氣盛的學生們索性就列隊堵在了路軌上?；疖囬_不了，驚動了省政府，于是派了一名姓黃的秘書長前來談判，答應了包括釋放被捕學生在內的四項條件，請愿人群才漸次撤離車站。

學生們沒有去南京，郭任遠倒是去了。他覺得與其躲在杭州，不如趕緊去教育部討對策。雖然是偷偷摸摸走的，為顯示校長權力還在行使，臨走前郭任遠已擬定下一紙布告，開除運動中的兩名學生領袖。等從車站回校的學生們看到布告沖進校長公舍與之交涉時，早已人去屋空。

這是一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說開除令是在郭任遠走后，南京政府的教育部隨后發(fā)來的。其實不管這是郭任遠親自頒布，還是教育部所為，對學生們來說，無疑都是火上澆油，但在當時的激憤之下，矛頭所指，只能是他這個校長。群情激昂的學生們一邊繼續(xù)罷課，一邊集會串聯(lián)，表示強烈聲討。他們甚至還翻了郭任遠任校長3年來的老賬，將其形象描摹得幾近國民黨黨棍，認為他這樣的人，是不能再繼續(xù)做校長了，聲稱要把郭任遠驅逐出浙江大學。

郭任遠是廣東潮陽人，1898年生。20歲赴美國留學，入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心理學；1923年帶著博士學位歸國，在母校復旦大學創(chuàng)辦心理學系；10年后年僅35歲，即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在學術研究上，郭任遠應該說是頗有建樹的，但一路走來順風順水，他肯定想不到自己竟會在杭州翻船。實際上杭州這個地方對他來說，是有前車之鑒的。民國9年，也就是1920年，這里就曾經鬧過學潮。那一次步的是五四后塵，主角是浙江第一師范的學生。也許其時郭任遠尚在美國，聽說了五四，卻未必得知“一師風潮”。杭州學界的干柴，是濺上一點火星就會燒起來的，五四運動時如此，“一二·九運動”來了，當然也一樣，郭任遠想要阻止，無異飛蛾撲火，他算是撞上了。

青年學生是很容易聚眾的，而且一旦聚到一起，就會成立各種組織，罷課有罷課委員會，請愿有請愿委員會，一說要驅趕郭任遠，立馬就有了個“驅郭委員會”，還公開散發(fā)了《驅郭宣言》的傳單，一時間顯得轟轟烈烈。發(fā)生在15年前的那場“一師風潮”，目的是為了挽留校長經亨頤，史稱“挽經運動”；而后的這場浙大風潮，卻是要驅趕校長郭任遠，謂之“驅郭運動”。雖說兩次學潮的目的相反，但在杭州這個城市，卻都是足以載入史冊的風云際會。

我在探究1935年歲末的杭州“驅郭運動”時，還見到過另一個版本，說是兩個學生在操場打網球，來了兩個教員，也想打網球，教員要趕走學生，學生不依，雙方起了爭執(zhí)，以至發(fā)生斗毆，打了一架，教員大約是吃了虧的，就告到了校長那里，校長郭任遠不問青紅皂白，下令開除那兩名學生，于是引起了學生們的公憤，風潮由此而生。

這個說法流布于民間，可信度不高，卻有點意思。雖然把一種政治斗爭演繹成民事糾紛未免輕浮，但事隔多年，當后人回看歷史時，政治解讀的那部分，多半不如傳聞中的某些信息，更能傳遞社會生活發(fā)展階段的印痕。譬如從“球場爭端”中可以了解到，在20世紀30年代杭州的大學校園里，網球已不稀罕，老師打，學生也打，還為之爭場地。杭州城市個性的這種時尚新潮，對學界反映社會事件的敏銳快捷，顯然是有著內在聯(lián)系的，緊隨五四的“一師風潮”如此，距“一二·九運動”不足半月的“驅郭運動”亦然。這是題外話。

郭任遠是學者，做學問有銳氣，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留學時，論文就已經在美國心理學界引發(fā)爭端；出任浙江大學校長時年僅35歲，也有銳氣，只是做校長和做學問不是一回事，郭校長的銳氣，表現得不是個地方。譬如1933年剛上任那會兒，他找到農學院院長許璇，要求設立一個“火腿系”，理由為火腿是浙江特產。許未予置理，郭于是很生氣，責其抗命，許憤而辭職。郭任遠竟然也不買賬，欲轉聘林學家梁希接任農學院院長，但梁和許是至交，拒絕了，且與同院教授金善寶、蔡邦華等一起，也都離開了浙大，以示對許的支持。

此說最早出自何處，我沒有查到，但不會只是個傳聞，這一說法就郭而言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心理學家，即便做了校長，也須統(tǒng)籌全校教學，不至于為火腿設系而固執(zhí)如此吧？火腿能不能在浙江大學設立一個系，暫且不論，但讓一個農學家因此辭教，又連帶一批知名教授，郭任遠的銳氣就未免失之于自負了。這恐怕也是他后來敗走浙大的一個前奏。

許璇是光緒三十年（1904）的官費留日生，畢業(yè)于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和帝國大學之農科，回國后在北京大學任教，因是浙江瑞安人，心系桑梓，曾一度來杭出任浙江甲種農校校長。國立浙江大學創(chuàng)建后，甲種農校改組為浙大農學院，許亦因此再度南下，由北大農學院院長一職，調任該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