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楊昌濟先生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邀請，舉家遷至北京，出任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楊先生支持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倡導的赴法勤工儉學活動，也時刻關(guān)心湖南青年的教育問題，所以，他很快就寫信將華法教育會和留法勤工儉學會主辦赴法勤工儉學活動的消息告訴給毛澤東和蔡和森，并希望他們組織有志青年來北京。毛澤東接到信后十分高興。6月下旬，新民學會在陳紹休、蕭子升任教的第一師范附屬小學召開了一次會議，著重討論“會友向外發(fā)展”問題。學會委托蔡和森赴北京了解有關(guān)情況，進行聯(lián)系和準備工作。蔡和森6月23日赴北京，隨后，將他在北京所了解到的赴法勤工儉學活動的一些情況，多次函告毛澤東，并急切希望毛澤東能盡快來北京。蔡和森在信中說，聯(lián)系赴法勤工儉學一事，“殊不好為計，故亦望兄來指教。”并說，“駐京唯有潤兄最宜”。蔡和森在信中還說，楊昌濟先生“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

與此同時，毛澤東等會員在長沙到第一師范、長郡中學、周南女校等學校宣傳鼓動，很快就有30多人報名。8月15日，毛澤東同羅學瓚、張昆弟、蕭子升、李維漢等24名新民學會會員和進步青年，從長沙乘船出發(fā)，到漢口后轉(zhuǎn)火車直赴北京。

開始，來到北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多散居在設(shè)在北京的湖南各縣的會館里，毛澤東住在鼓樓豆腐池胡同9號楊昌濟家，為了便于聯(lián)系和學習、討論工作，后來毛澤東和一部分會員聚居在地安門內(nèi)三眼井胡同吉安東夾道7號，8個人住在一間很小的房子里，“隆然大炕，大被同眠”。生活十分清苦。在北京等候赴法的湖南青年，很快達到四五十人，后張昆弟、李維漢、李富春、賀果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一面學習法文，一面學習機械學和機械制圖；蔡和森到蠡縣布里村留法預備班，在學習法文的同時，擔任了初級班的國文教員；蕭子升、蕭子暲、陳紹休、熊光楚、羅學瓚等則在北京留法預備班學習。毛澤東經(jīng)楊昌濟先生介紹，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管理員。但是，他仍然四處奔走，為赴法勤工儉學運動而努力。

據(jù)何長工回憶：毛澤東在解決了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在國內(nèi)的學習生活問題之后，就進一步為他們出國做準備。當時最要緊的是籌備赴歐旅費。毛澤東在楊昌濟先生的協(xié)助下，把控制在范源濂、熊希齡等人手中的一筆前清戶部應該退還湖南的糧鹽兩稅的超額余款存入俄國道勝銀行的利息，提取出來作為湖南勤工儉學學生的赴歐旅費。毛澤東的熱情努力，受到了新民學會會員和勤工儉學學生的好評。羅學瓚在一封家信中寫道：“毛潤之，此次在長沙招致同學來此，組織預備班，出力甚多，才智學業(yè)均為同學所欽佩?！?/p>

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偕同一批準備赴法的青年，離開北京，14日抵達上海。15日，參加了環(huán)球各國學生會等組織召開的赴法留學學生歡送會。17日，第一批赴法學生乘坐郵船起航，毛澤東又到黃浦江碼頭為湖南青年送行。29日，參加了又一批赴法留學學生歡送會，31日又到碼頭送行。

毛澤東為赴法學友送行，許多赴法的新民學會會友曾懇切邀請他同行，但他卻斷然決定留在國內(nèi)。后來在給周世釗的信中，他解釋道：“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shù)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jù)。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nèi)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我覺得暫時在國內(nèi)研究，有下列幾種好處：

1.看譯本較原本快訊得多，可于較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

2.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nèi)，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

3.吾人如果要在現(xiàn)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guān)于這地盤內(nèi)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diào)查及研究。這層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guān)系，恐怕有些困難。不如現(xiàn)在做了，一來無方才所說的困難；二來又可攜帶些經(jīng)驗到西洋去，考察時可以借資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