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嚴重的隱患在邊關。“北虜南倭”向為帝國最頭疼的邊務問題，國初在北部邊境設立了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固原、太原九個專門用來對付蒙古騎兵的軍事重鎮(zhèn)，即所謂“九邊”。眼下承平日久，皇上又一味奉行退縮的消極防御政策，不斷向內遷兵，宣府、大同等鎮(zhèn)已直接裸露在北部邊防，“自此蹙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之險，而邊地益虛矣”，已經有人在這樣擔心，一旦日益強大的蒙古騎兵揮師南下，該如何抵擋？而為了削減越來越浩大的政府財政支出，成祖時代曾經遠航大西洋的寶船亦已罷用，大航海的時代結束了。從海洋退卻的代價，是與西洋諸國建立的聯系全部中斷，海外貿易的渠道幾乎全被堵塞。此后幾百年間，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將再難覓中國帆船的蹤影。從宣德年間開始，中國已于無意識中退出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場，而滿足于一個雞犬之聲相聞的古典式小農經濟世界，這使得數百年后當歐洲列國挾堅船利炮前來叩敲中國的大門時，中國對這一來自西方的挑戰(zhàn)反應遲鈍、木訥又處處被動，而知識階層也普遍無所適從。

當然，宣德時代最好的視力也看不到這么久遠年代后的事。眼下，令文官集團憂心忡忡的是宦官勢力的日益坐大。這些被閹割掉了生殖器的男人已不是生物學意義上完整的男人，他們就像一種奇怪的動物，身體的殘缺總是使他們對世界抱著一種仇視的目光。在太祖高皇帝時代，供奉內廷的宦官數量被嚴格控制，他們不能識字，所從事的也只是內庭一些粗重的活計，再加太祖立法謹嚴，于宮門設一鐵牌嚴禁內臣干政，“內侍干與政治者斬”，在國初的政治格局中宦官力量尚未形成氣候。到了永樂年間，諸王兵權集中到了武臣手里，朱棣對手握重兵的邊關將官不放心，開始用太監(jiān)監(jiān)軍，他們隨時向皇帝報告軍中情況，牽制監(jiān)視武臣，至仁、宣朝代，遂成定制，九邊及十三布政使都設了守備太守和鎮(zhèn)守太監(jiān)。至明朝后期，武臣積弱積輕，疆事遂致大壞，種子當是此時已經埋下。不僅如此，這些宦官還充任皇帝的私人代表到全國各地去收取稅款以充實皇家私庫，號曰“稅使”“礦使”“鹽使”，多橫行不法。1435年朱瞻基去世后不久，朝廷罷十三布政使鎮(zhèn)守中官，還是繼續(xù)保留了南京守備、諸邊鎮(zhèn)守以及徐州、臨清的稅使和安徽、浙江等地的鹽使。

有明一代的兩大政治弊端，一為黨爭，一為閹禍，這兩者交相施為，消耗了明朝的大部分有生力量，使得國運日衰終至大廈傾坍，而宦官干政之始，實可以追溯到朱瞻基執(zhí)政的宣德年間，史稱“宦寺之盛，自宣宗始”不是沒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