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在中國歷史上開新局

--拓跋鮮卑的神奇歷史旅程

進入黃河套及長城內外的拓跋鮮卑族，主導了南北民族和文化的融合。最后匯流入以漢民族和漢文化為主體的大流中，為隋唐開新局作了先導。上溯從步出大興安嶺起，貫穿這個民族的歷史特性是氣魄宏大的自我蛻變能力。陳萬雄商務所書館總編輯

如果說，多年前的絲綢之路旅程，以及今回草原考察的初期行程，讓我跳出了中原中心的狹隘；無垠的西部和北部土地，開拓了我對中國歷史的地理范疇的新認識；鮮卑民族的歷史旅程，則令我對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和民族發(fā)展的內在特質，有了新的認識。

一走出大興安嶺森林，抵達呼倫貝爾大草原，鮮卑民族的歷史命運從此改變。他們舍棄過慣了一千七百年相對寧靜的狩獵生活，約六百年生活在腥風血雨中，為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鑄造了一頁耀目的歷史。

大鮮卑族是沿著根河順流向西，再經額爾古納河向南來到呼倫湖和呼倫貝爾草原的腹地的。其后契丹族、蒙古族接踵其后，情況大致相仿。呼倫湖和呼倫貝爾草原，總成為走出了大興安嶺森林的民族在此適應和壯大的地方。我們一眾同行的同事，乘飛機，掠過大興安嶺上空；坐車，穿越大興安嶺山林，大家都疑惑不解，甚至有點兒失望。地理上赫赫著名的中國最大山脈大興安嶺，全不見崇山峻嶺的氣勢，眼底下卻是平緩的河流，起伏有致的森林。到中途才恍然大悟，正因為大興安嶺寬廣平緩的山勢，西面緊靠著落差不大的蒙古高原，森林偎著草原，似相隔實相連。這樣的天然地理環(huán)境，讓一代又一代的森林民族能夠呼嘯而出，闖進呼倫貝爾大草原。大興安嶺和呼倫貝爾草原，也就成了中國幾千年歷史的另一個帝王州，由此，我們明白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有現(xiàn)象。幾千年來，進迫中原以至建立王朝的，總是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而不是西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云貴高原的崇山峻嶺，猶如深谷鴻溝，使族人插翼難飛，只好各自畫地為牢了。

由第一推寅率領走出大興安嶺的鮮卑族人，輾轉在呼倫貝爾草原約生活了一百年，這從六十年代以來陸續(xù)出土的鮮卑墓葬群，得到了證明。按我們的行程作比劃，他們走出森林，百年來活動的范圍，如今我們乘車，只需一、二日路程。以當時的條件，路途固艱辛，更艱難的是要適應全新的環(huán)境和草原游牧生活。生活形態(tài)的轉換，在內在外，都導致搏殺的情景。只要看看二十世紀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一百多年來，付出了多少血淚，就可以明了。鄂克溫族牧民和博物館長顧德清先生都說，狩獵民族在森林的遷徙，總是順著河流，一個山頭、一個山頭行進的。著名史學家翦伯贊先生在其名篇《蒙古訪古》中也指出，"從狩獵轉向畜牧的生活并不是一種輕而易舉的事"。但是，歷史也告訴我們，上進的民族總希望向前走。一代雄主推寅帶領族人，離開了疊嶂密林，走進茫茫草原，是民族發(fā)展的寄望，也是一個賭注。

在現(xiàn)今呼倫湖周遭的克爾倫河、伊敏河、海拉爾河、根河和額爾古納河等地，都發(fā)現(xiàn)了鮮卑族的古墓群。我們也專程到札來諾爾和拉布達林等鮮卑墓葬遺址憑吊。眾多鮮卑墓葬出土文物證明，來到了草原，鮮卑族人逐漸適應由狩獵到畜牧的轉化，以"畜牧遷徙，射獵為業(yè)"，但仍保留某些森林生活的傳統(tǒng)，如使用樺樹皮作工具和武器。

闖入南邊"農業(yè)文明"的新天地

西遷草原百年，鮮卑族人成功地向較先進的騎射游牧生活轉化，也注入了原先匈奴族的文化和血液。他們不僅闖進了一個新天地，還適應了這個新天地。不久，又發(fā)現(xiàn)另有更大的新天地。到第八代首領被稱為"第二推寅"及其子詰汾，以"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復徙居"，再次率族南遷。鮮卑人已發(fā)現(xiàn)遙遠的南邊，有一種更先進文明更富足的生活。這個位于中原的新天地，只適合懂得"建都邑"的族人發(fā)展農業(yè)文明。呼倫湖周圍的鮮卑墓葬中，有不少屬中原地帶、東漢時期漢文化的矩形銅鏡、龍鳳紋如意織物、銅鐵用具、錢幣等物品出土。這些中原物品，即使是間接得到，也無礙于鮮卑族人通過物品交換曾與中原交接的事實。我們在墓旁站著看著，墓葬坑內，尚埋藏著伴隨著他們口耳相傳、對富裕中原都邑的一份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