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發(fā)生了老師自殺的事件。這位女教師平時多和一些俄國青年人來往，時間一長，就生出一些流言蜚語。她一時想不開，用手槍自殺，所幸沒有打中要害，不久傷口愈合仍然來上課。這事件也影響了大家的情緒。其次，是學生們覺得每人每月五元的學費太貴，有點負擔不起。陳子英先提出要自學，這樣就減少一個了。另外有些人也各有理由，于是俄文班宣告解散。后來，這六個人中間，只有堅持自學的陳子英俄文程度達到了能看書的地步，其他幾位都半途而廢了。魯迅、周作人、許壽裳從俄文直譯文學作品的計劃受了挫折，只好從別的語種轉譯。

后來有一次，許壽裳給雜志投稿，想用一個筆名，但一時擬不出來。一旁的魯迅建議他用“旒其”，乃是俄語“人”的譯音。這個筆名就算是他們同學俄文的唯一紀念了。

周作人在學習語言方面似乎比大哥更有天賦，他這時又開始了古希臘文的學習。誰都知道，西方的文明有兩個大源泉，一個是古希臘文化，一個是基督教的《圣經(jīng)》。在西方，修習文學、哲學、歷史等人文學科，先要學古希臘文或拉丁文。

但當時，日本高等學校里只有帝國大學哲學系設希臘文課，此外只有西方人辦的學校里才有。周作人選擇了美國的教會學校立教大學。一開始，用懷德的《希臘文初步》打基礎，接下去讀色諾芬的《進軍記》。

周作人對正統(tǒng)的希臘文還不那么熱心，倒是經(jīng)常去與立教大學有關系的三一學院聽希臘文的《福音書》的講義，那是古代希臘的白話文，因為圣書所用的語言應該使普通老百姓能懂。周作人來聽這講義，懷著一個心愿，就是想把《圣經(jīng)》從希臘文直接譯成漢文。

其實《圣經(jīng)》在中國早就有了譯本。周作人在南京讀書的時候，常聽一位比他高兩級的同學大談《圣經(jīng)》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性，說學英文的學生不可不讀。其版本當然是1611年英王詹姆斯欽定本最好。周作人當時讀了白話譯本，覺得不佳，還有用古文譯的，也遠不如佛經(jīng)的古奧典雅。他那時最佩服譯壇上兩個大家，一為嚴復，把西方著作用周秦諸子的筆法譯出；一為林紓，將英國司各特的小說做得像司馬遷的文章。他也暗下決心，準備把《圣經(jīng)》的“新約”部分至少是四福音書譯得像佛經(jīng)似的古雅，與兩位老前輩競爽。

當時他已經(jīng)讀過《楞嚴經(jīng)》和《菩薩投身飼餓虎經(jīng)》，覺得此事大有可為。

后來他這個計劃并沒有實施，一方面是因為思想改變，不再覺得文章是越古越好；另一方面是重讀了《圣書》的漢文譯本，覺得已經(jīng)很不錯，用不著再改譯了。

但周作人所學的古希臘文仍然是極有用的。在中國，通這種文字的人本來極少，而既懂古希臘文又有深厚文學造詣的人就更少。周作人有這個優(yōu)勢，遂成為中國現(xiàn)代翻譯界一大家。單憑這方面的優(yōu)勢，他就實現(xiàn)了青年時代的愿望，躋身于他所欽佩的兩位翻譯界老前輩之列了。

后來，30年代，他譯了希臘神話和擬曲。解放后，因為著作不好發(fā)表，就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翻譯工作，先后譯了《伊索寓言》、阿里斯托芬和歐里庇得斯的戲劇等等。晚年，不顧年老體衰，生活困難，完成了五十多萬言的《盧奇安對話集》的翻譯。

總之，古希臘和日本是他一生神往的兩個國度。他常常把日本稱作現(xiàn)代的希臘。而他的文章，極力追求平淡和簡素，接近自然，與這兩個國度的人情物理不無關系。

兄弟合譯小說

魯迅一面翻譯科學小說，一面也在籌備出版一種文學雜志。籌備文學雜志需要資金，也需要有稿子。撰寫稿件就需要參考資料，搜集資料當然需要買書。最好的辦法是先搞一些翻譯，掙取稿酬，再來買書。

稿費并不高，平常西文的譯稿只能賣到千字兩塊，而且是所謂“實數(shù)”，即標點符號和空白都要扣除。

周作人跟魯迅剛到東京，就看見宿舍里收到丸善書店送來的一包西文書，是魯迅回國前訂購的。有英國該萊（Gayley）著的《英文學里的古典神話》和法國泰恩（Taine通譯泰納）的《英國文學史》英譯本四卷。魯迅的英文水平不高，這些書倒很適合周作人看。他也很感興趣。他以前沒見過文學史這類書，現(xiàn)在了解到泰恩著的文學史偏重社會環(huán)境對文學的影響，并且提供很多英國歷史知識，覺得很有用。至于那本神話書，雖然說的是英國文學對希臘神話的應用，但行文中也可以理出那神話本身的大概了。在書的前面，還說明古今各派神話研究者對希臘神話的解釋，使周作人大開眼界。他特別注意于安特路朗的人類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