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件大事，乃是華族文化生命發(fā)展的坦途。因此，都必須回歸到生命的本根，才能滋生力量，開創(chuàng)新機。

六、由會通到達時中

文化的會通，其實并非時髦之事。人類自有文化以來，各種大大小小的文化系統(tǒng)就不斷有接觸、有交流，因而也必然有會通。其中的差別，不過主動與被動、自覺不自覺的不同而已。

就20世紀的中華民族而講文化會通，一方面是“被動的”，一方面卻又是“自覺的”。中華民族是在西方的軍艦大炮和政治經(jīng)濟之強力威脅下，心不甘情不愿地被逼上會通之路，這當然是被動的。但等到中國人發(fā)現(xiàn)西方在船堅炮利之外，還有政法制度、學術(shù)思想上的優(yōu)長，于是西方一下子變成上國、變成先進，而“全盤西化”或“中西會通”的論調(diào)便先后由國人自覺地提出來了。

健康正常的會通，是“體?！倍氨M變”，必須當中有變，變不失常。千變?nèi)f化之后，它必須仍然是中華文化，而且必須順時合宜，以得其時中。

當代新儒家最基本的貢獻，是他們大致做到了四件事：

1厘清了中國哲學演進發(fā)展的思想脈絡；

2分判了中國哲學異同分合的義理系統(tǒng)；

3闡釋了中國哲學的基本義旨及其價值；

4開出了中西文化融攝會通的義理規(guī)格。

這四個問題，一直困擾20世紀的中國知識界，而當代新儒家的努力，可以說已經(jīng)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紀困擾”提供了根本的解答。同時也為華族文化生命的走向，確立了“返本開新”的三大綱領（詳見上文）：

第一，光大內(nèi)圣成德之教，以重開“生命的學問”。

第二，開出法制化的“政道”（安排政權(quán)之軌道），完成民主政體建國。

第三，調(diào)整民族文化心靈的表現(xiàn)形態(tài)，以自本自根地開出知識之學。

最后，我再提醒一下：今后中華文化是否有光輝的未來，其決定性的因素有二：

1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的義理綱維，能不能重新顯發(fā)出來？能不能重新挺立起來？

2中華民族能不能像當初消化佛教那樣，來消化西方的哲學和宗教？

如果能，中華民族就有前途，中華文化也將充實開擴，再顯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