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路易斯·卡布拉爾（Luis Cabral，1931-2009），幾內亞比紹第一任國家元首。（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除法國和意大利以外的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裹足不前之時，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農民和知識界卻正以社會主義的名義發(fā)動革命，或者創(chuàng)造新的社會。在亞洲，毛澤東發(fā)動了文化大革命，而越共帶領越南人民抗擊美國；在非洲，坦桑尼亞的尼雷爾③、加納的恩克魯瑪、幾內亞比紹的卡布拉爾④以及阿爾及利亞的弗蘭茲·法農等人紛紛提出了社會主義的解放理論；在拉丁美洲，則有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領導的古巴革命。①

從馬來西亞到加勒比地區(qū)，從愛爾蘭到阿爾及利亞，革命的民族主義讓馬克思主義不得不重新審視自我。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試圖給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提供更具建設性的東西，而不是用本國的資產階級替代外國資產階級來統(tǒng)治。馬克思主義的目光也并沒有囿于民族這一范圍，而是帶有一種更加國際主義的視野。馬克思主義不僅為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支持，還堅決否定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發(fā)展道路，為它們指明了國際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

①朱爾斯·湯森，《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倫敦和紐約，第142頁）。

②凱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社會學、政治學和女權主義研究教授，他的研究主要是社會學和政治學理論，特別是馬克思、黑格爾、法蘭克福學派、東方學等。

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后聲明殖民地人民擁有自決權。為了讓這一觀點付諸實踐，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盡管列寧對民族主義持批判態(tài)度，但他是第一個把握住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意義的政治理論家。他抵制浪漫民族主義，堅持認為民族解放并非一種沙文主義情緒而是一種激進的民主方式。馬克思主義將反殖民主義理論與對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相結合。就像凱文·安德森②評論的那樣，“早在印度獨立三十多年前和非洲解放運動開始的四十多年前，（列寧）就已經將反帝民族運動作為全球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并形成了相關的理論?！雹倭袑幵谝痪哦鹉陮懙溃骸八泄伯a黨都要向尋求獨立和弱勢民族的殖民地和革命運動（如愛爾蘭和美國黑人等）伸出援手。”②他批評了蘇聯(lián)共產黨內被他稱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思想，雖然他的這種立場并沒能有效阻止蘇聯(lián)吞并烏克蘭繼而強行兼并格魯吉亞。包括托洛茨基和盧森堡在內的其他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則對民族主義持一種強烈的敵視態(tài)度。

馬克思自己在反殖民主義政治問題上態(tài)度很不明朗。早年的馬克思只對那些他認為有助于實現(xiàn)社會主義運動整體目標的反殖民斗爭表示支持。他也曾經令人驚愕地宣稱，某些民族是“沒有歷史的”，是應該消失的。他以一種歐洲中心論的姿態(tài)，傲慢地認為捷克人、斯洛文尼亞人、達爾馬西亞人、羅馬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摩拉維亞人、烏克蘭人等都應該被扔進歷史的垃圾箱。恩格斯一度強烈支持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和美國征服墨西哥。馬克思也曾對拉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③缺乏尊重。他評論說印度自身沒有什么值得驕傲的歷史，英國人的征服卻無意中給了南亞次大陸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如果我們現(xiàn)在抱著這種言論，從坎特伯雷到加利福尼亞，無論在哪里學習后殖民主義的課程肯定都得不了高分。

①凱文·B.安德森，《在哲學和世界政治上重新發(fā)現(xiàn)并堅持辯證法原則》，見《重拾列寧：走向真實的政治》（塞巴斯蒂安·布支恩、斯塔西斯·庫韋拉基斯、斯拉沃伊·齊澤克編輯，倫敦，2007年，第121頁。）

②引用同上，（第133頁）。

③西蒙·玻利瓦爾（Simon Bolivar，1793-1830），拉丁美洲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他與圣馬丁遙相呼應，為南美洲脫離西班牙帝國統(tǒng)治而獨立發(fā)揮了關鍵作用。

馬克思對殖民主義持肯定態(tài)度不是因為喜歡看到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踐踏。而是他認為這種壓迫雖然骯臟可恥，卻能夠將資本主義的現(xiàn)代性因素帶給“未開化”的地區(qū)。而這些地區(qū)不僅能夠從中獲得好處，還能夠為實現(xiàn)社會主義做好鋪墊。至于這種“目的論”思想的利弊，我們在前面已經探討過了。

殖民主義也有其進步意義的說法正中多數(shù)西方后殖民時代的作家們的痛處，因為他們害怕承認如此政治不正確的東西有可能縱容種族主義和民族中心主義。盡管印度和愛爾蘭的歷史學家們抱著這種老生常談的看法①。但像殖民主義這種龐大而復雜的現(xiàn)象，席卷了廣大的土地，歷經了數(shù)個世紀，難道不會產生任何一點積極效果嗎？十九世紀的愛爾蘭在英國統(tǒng)治下經歷著饑荒、暴力、貧困、種族至上主義和宗教迫害，但很大程度上也因為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而有了文學、語言、教育、有限的民主、技術、傳媒和民間機構的起步發(fā)展，這給民族主義運動的組織和最終奪取政權提供了條件。這些東西都無比寶貴，正是它們促進了一場意義深遠的政治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