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其實又引起了我的深思--把質量“一分為二”后，變成了“對立”而不再“統(tǒng)一”，從而引發(fā)出管理上的迷思，工作中的混亂，以及價值上的缺失。這也就從另一個方面呼喚和要求我們每一個質量人去做一番“撥亂反正”的工作，或是去做“統(tǒng)一”、“回歸”的功夫，以便把賦予質量人員身上的“不當責任”回歸或還原到每一個員工的身上。

豈能本末倒置？

在許多組織里，我們不可否認質量是立法的，具有某種建立法規(guī)、制定標準的職能。于是大家認為，是否嚴格按照這套標準、這套法規(guī)去做，是判定是否有質量的標志。所以，才有前邊的把質量當作“警察”，當作制訂法律的“法官”來對待的原因了。

但在實際工作中，這些一不小心都變成了“兩張皮”。正是這種半夢半醒的“兩張皮”現象，長期以來使得大家失去了是非感，失去了廉恥心，更沒有榮辱感了。它帶來的是一種精神上、道德上的腐敗，甚至一種淪喪。也許吧，也許是因為在市場經濟的大環(huán)境里，資本的力量使得人們對基本的價值判斷、基本的是非觀，基本的道德感產生了一種迷惑或者缺失。然而，質量本身的一種含義，不就是也要用一種基本的價值判斷或是非抉擇才能讓它產生嗎，才能讓人們自動自發(fā)地為此去追求嗎？所以，我們不得不來思考一下，造成我們目前沒有質量的原因，或者說用前面我們談到的“囚徒實驗”來說，造成“天使”不能生存的環(huán)境的原因在哪兒呢？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不妨來思考一下曾經受到許多人推崇的著名的《商鞅變法》的故事，看看從中能夠得到什么啟發(fā)。

我們都知道，當年，商鞅為了推行新法，為了取得大家的信任，專門在秦國國都南門放了一根三丈長的木頭，以十萬錢重金獎賞，讓人們把它扛到北門。因為當時秦國的民風是比較古樸的，大家覺得不可思議，怎么會有這種事情呢？于是，商鞅下令把獎金提高到五十萬錢。重賞之下，終于有一個人站了出來，把木頭從南門抬到了北門，商鞅也當場兌現了承諾。

這件事一下子就傳開了，也為商鞅確立了他的“信譽”。不過，這種“立信”也為秦國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那就是它會助長一種風氣，傳達一種價值取向--任何事情不管怎么樣的不可思議，只要你去服從，你就會獲得重賞。這實際上帶來了一種大問題，它會使得一種淳厚的民風和頗具仁義古風的國度，在無形中會蛻變成“與戎狄同俗”并具有“虎狼之心”的國度，滋生出一種適合魔鬼生存的土壤，一種鼓勵魔鬼生長的“貴詐力而賤仁義”的環(huán)境。這一切，據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的記載，都是出現在商鞅變法之后。

我們繼續(xù)來看，商鞅為了變法成功，為了法令的實施開始使用了超嚴格的嚴刑峻法。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們謹小慎微，不要觸犯任何的禁令。甚至于他還有過這樣的理論--“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失”。也就是說，在一個人還沒有實施犯罪的時候，只要他具有這種主觀的可能性，主觀的意圖就要對他行刑，這樣才有可能避免所謂的大的罪惡。同時，一定要獎勵那些敢于告發(fā)他人、勇于檢舉揭發(fā)別人、哪怕是對各種的可能性做捕風捉影式的推斷的人們。另外，他還設計了一些非常具有“激勵”效果的“上首功”制度和“什伍連坐”制度（“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這么一來，表面來講，大家是更加的遵紀守法，更加的勇猛好戰(zhàn)了，但實際上，帶來的就是誣告之風、懷疑之風以及殘忍冷酷之氣，鼓勵的是那些無恥小人之輩和膽大妄為之徒。于是，商鞅變法之后，好的一面是秦國國富兵勇，將成霸業(yè)；但壞的一面則是“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茍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這些令司馬遷都寫不下去了，不得不跳出來點評一下，吐一口憋悶已久的悲憤之氣！

我們再來看看商鞅設計的獎懲制度：為了使大家嚴格遵守法律，為了避免別人對他說三道四，不僅實施了嚴酷的法律，而且對太子和太子的師傅們也實行了砍腳、刻字、挖鼻等酷刑。他這種刻薄少恩的品行，使得大家都處在一種恐懼之中。而另一方面，他又使人們的貪婪之心膨脹，我們前面說了，對于任何人只要按照法令去做，甚至于敢于去告發(fā)別人，他都會施與重賞的。還有一條，當年秦國的軍隊為什么會如此的所向披靡又如此的兇殘暴戾，原因就在于商鞅設計的一個機制--任何兵士只要能夠殺敵立功，而且斬獲的敵人首級越多，所獲得的爵位就越高，而且還可以根據爵位獲得耕地和力役；只要達到了一定的級別之后，還可以賜予莊園以及一定數量的仆役，甚至可以“賜邑”和“賜稅”；任何軍官也都可以按照所率軍隊斬獲的敵人首級的數量升官加爵。甚至導致了秦國的軍隊打了勝戰(zhàn)，兵士們連虜獲的老弱病殘和婦女的頭也砍了前去領功。這種機制，就是“上首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