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須敏生

1985年6月，我的職位發(fā)生變動，從大藏省辦公廳調查計劃科科長轉任關東信越國稅局局長，有一段時間與日元美元委員會系統(tǒng)的工作斷絕了緣份。1985年9月的廣場協(xié)議前后也沒幫上什么忙。只是，日元美元匯率的調整是辦公廳工作的重要課題之一，我得知協(xié)議簽訂的時候，產生了闖過一關的無限感慨。但是第二年春天，我被任命為內海孚公使的后任，那以后的兩年時間，因為廣場協(xié)議的調整很“過分”，也就是說日元急劇升高到了兇惡的程度，我在華盛頓遠遠地看到它給日本的政治經濟帶來了很大混亂。

在華盛頓的兩年工作，大部分時間主要以兩個政策課題為中心。一個是廣場協(xié)議以來，為緩和日元的急劇升值和美元貶值帶來的泡沫效果，防止當時的日元暴漲成為當務之急，于是進行所謂的“擴大內需”，力圖縮小需求與供給的差距；另一個就是向外匯市場表達對高位日元進行修正的信息。對日元升值和美元貶值的調整工作，美國貨幣當局的配合不可或缺。

但是在美國政治經濟界存在著的有形或無形的勢力已經蠢蠢欲動，打算借這個機會削弱正在“跳龍門”的日本經濟，所以日本和美國貨幣管理當局的協(xié)作受到阻礙。這樣，美國似乎對日元升值美元貶值的形勢采取了無關痛癢的態(tài)度。對日本調整日元升值的強烈要求，我想他們是在盡量拖延時間，盡可能地讓日元保持高位。

另一方面的“擴大內需”政策，美國人以為這是經濟大國日本在被迫踐行國際責任的動聽的外交辭令，是日本政治經濟界為籠絡貿易伙伴而說出的冠冕堂皇的空話而已。從1986年秋季開始，宮澤大臣和行天財務官兩位搭檔一次次地訪問美國，圍繞著穩(wěn)定日元美元匯率和日本擴大內需的問題，與貝克部長進行所謂的“G2”談判。但是這種談判的“賽場”，我認為在一開始就朝著對日本極為不利的方向傾斜。造成日本方面談判不利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國內經濟界對急劇的日元升值美元貶值所表現出來的過敏反應，以及期待依靠政策來解決問題的幻想。

大概是1987年下半年的時候，出了這么一件事。民主社會黨的元老春日一幸議員來到華盛頓的日本駐美大使館，提出一定要會見貝克部長。貝克在美國政府擔當重要職務，工作繁忙，即使是日本的執(zhí)政黨重要議員或是現任大臣要約見他也是很不容易的。接待人員當然表示很為難。這時，大藏省內部的指示到了，具體是什么經過我已經忘記，總之請求大使館聯(lián)系馬爾福德，說明民社黨雖然是在野黨，但在國會兩院的財政委員會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春日議員是民社黨中實力最強的議員，無論如何要安排一下，使他能和貝克部長見面。

春日議員在財政部的會議室里，向貝克一班人做了自我介紹以后，霍地一下站了起來，從懷中掏出一份公文，像作法一樣沙沙地展開，用整個屋子都能聽到的聲音讀了起來。大概用了十多分鐘，主要的意思就是，目前日元美元比價毫無疑問會使日本的企業(yè)垮臺，所以，“閣下！無論怎樣也要盡早使匯率回到1美元兌換180日元的水平。閣下！請您一定幫忙”。在內容的最后部分，還用悲痛的聲調反復重復。當時日元與美元的比價是1美元兌換150日元左右，要求回到180日元，貝克部長無疑很吃驚。在這次“化緣簿”風格的典禮上，貝克始終目瞪口呆地仰臉看著春日議員，聽完翻譯的說明以后，隨即以冷漠的口氣解釋說，匯率水平是由市場所決定的，市場上的日元走強，是因為日本政府在擴大內需方面的努力流于懈怠所致，您返回日本后請立刻要求政府實現內需的擴大才是上策等。春日議員回答說自己會做到的。于是會見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