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的《勸學篇》中講“西學為用”的篇幅多于“中學為體”，更明言中學也以“致用為要”，可見全書的重點在“用”字上。人們也往往只看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卻不愿意去看緊跟在它后面的“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一句，也就是說他認為西方器物層面的技藝其實是次要的東西，更需要注意的事是西方的政治組織形式。張氏又在“設學”一節(jié)中具體指出：小學堂可以先藝后政，中學堂就要先政后藝，“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于藝”。如果不是對勸學篇的內(nèi)容進行斷章取義的解釋，可以看到張之洞對西方的感知程度還是相當深刻的。視張之洞為封建衛(wèi)道士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勸學篇》在戊戌變法時，此書得到慈禧太后以及光緒帝所共同認可，而張之洞在政變后不僅沒有受到維新派的牽連，反而地位更高，這本書也因得到官方的贊助而被大力推廣。

其實《勸學篇》受到了守舊人士的猛烈攻擊，守舊派官員徐桐在庚子年仍在指斥“《勸學篇》盡康（有為）說”。

在“中體西用”的旗幟下，“西用”的范圍是一個可以自如伸縮的無限范疇，只要時機成熟，所有變法的內(nèi)容都可以囊括進去，還可以減少反對派的阻力。所以說，張之洞同維新派的決裂并不意味著就與頑固派走在了一起。

張之洞無疑對慈禧太后這個最高統(tǒng)治者是效忠的，這一點無法否認，但是更不能否認的是他的求變圖強的心理也是一成不變的，戊戌變法失敗后仍然是“提倡西學新法”如故。在他的身邊，幕僚智囊也不乏開明者。政變結(jié)束不久，他的門生、出使俄國大臣許景澄即致電自己的老師交換意見：“西人重維新，輕守舊，似應專罪康等謀，不訾變法，方杜籍口?！睆堉词聦嵣弦彩沁@樣行事的，它一方面攻擊“康黨”，取得慈禧太后的更進一步的信任，另一面在湖北繼續(xù)切實推行的自強維新之道。并且“專罪康等謀，不訾變法”也成為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所實際采用的政治策略。這就是為什么當流亡中的清廷發(fā)布新政詔書之后，他是最早響應的大臣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