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歷史條件不同，我們不能把《清華周刊》的作用同《新潮》相比。然而當時的青年主編確是以《新潮》編者那樣的使命感，要求自己，并認為《清華周刊》應超過《新潮》。在王瑤自撰的長文《一二·九與中國文化》中，他指出，如果說五四是對一切文化價值的重估，則“一二·九”的文化運動則是“對重估的重估”。這種重新審視一切的精神使整個刊物顯示出一代青年“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的豪邁氣概和比《新潮》更加成熟的風度。被這種使命感和自豪感所激勵，青年主編的生活是異常忙碌的：早上起來一邊準備時評稿子，一邊用紅筆為其他稿子畫上“兩欄”“四號仿宋”。到吃中飯時，蹬上自行車先去瀏覽當天的日報，吃過飯再蹬車在校園里巡視一周，“懷著惟恐天下無事的心情”搜尋可發(fā)的新聞。下午則是頻繁地打電話找各欄編輯，同時寫了篇千把字的雜文。體育課逃課了，跑去催兩個同學交稿?！巴砩闲迺鴥煞?，讀世界文學史綱一章，聽兩位同學辯論中國政府抗敵可能性問題約半小時?！?見王瑤《這一天》，《清華周刊》第45卷第5期)在主編45卷的3個月間，王瑤自撰文章34篇，其中時評14篇，文學(文化)論文9篇(包括翻譯1篇)，雜文、散文及其他11篇，總計約7萬字。王瑤于1987年寫的一篇《自我介紹》中說：“在校時諸多平平，鮮為人知。惟斯時曾兩系囹圄，又一度主編《清華周刊》，或能為暌違已久之學友所憶及?！?載《清華十級校友紀念冊》)可見先生直到暮年都未嘗忘懷做主編的這段文采風流的愉快生活。

這一時期王瑤撰寫最多的是時事評論，而且均以國內(nèi)重大事件為題。其時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最為錯綜復雜的年代之一。由于日軍進逼華北和“一二·九”運動的爆發(fā)，引起了國內(nèi)各派政治力量之間極其微妙的變化。能否在事變剛剛露頭時就及時準確地作出判斷，成為寫時事評論的最困難之點。例如，“西安事變”發(fā)生的第二天，《世界日報》用寥寥數(shù)語報道了蔣介石被張學良扣押的消息，語焉不詳，全國輿論大嘩，“左派”急盼殺蔣，右派則欲討張，親日派也乘機企圖火中取栗。是日，王瑤寫出《西安事變》的時評，提出如下的估計和意見： 1.張學良扣蔣非為個人爭權(quán)，而為反對政府對日妥協(xié)的外交； 2.此次扣蔣有引發(fā)內(nèi)戰(zhàn)危險，這是人民最憂慮的； 3.“此事宜和平處置”，以此為契機推動全國各派力量團結(jié)抗日。歷史已經(jīng)證明這些估計和意見的正確性。這種政治上的成熟，是同以劉少奇為首的北方局的領導分不開的，它是“一二·九”時代進步青年的集體財富。但我們同時又應該承認，從宏觀上把握歷史事變，透過錯綜復雜、散亂無序的表象把握事物本質(zhì)的卓越能力是王瑤的才華之所在。在他把主要精力轉(zhuǎn)向文學史的研究后，這種能力依然在他的學術撰述里熠熠閃光。

然而，王瑤在后來曾“檢討”過：寫時評并非他所愛，寫文論才是情之所鐘。證據(jù)是，時評全用假名，而文論多署真名(王瑤或昭琛)。在這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王瑤奮不顧身地投入了政治斗爭，但同時又固執(zhí)地保持著對文學的酷愛。他寫出了許多出色的政論，但卻不想當一個職業(yè)的革命家，內(nèi)心對于文學的酷愛到了偏執(zhí)的程度，差不多成為一個“情結(jié)”。他的文論同他的時評一樣貫穿著鮮明的馬列主義的歷史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他贊美魯迅的方向和蘇聯(lián)的文學，推崇基希式的報告文學那種“拒絕對現(xiàn)實的逃避”的戰(zhàn)斗精神，聲稱“遺棄了自己時代任務的角色，將也同樣地被時代所遺棄?！?《悼魯迅先生》，《清華周刊》第45卷，第4期)。但在文藝必須反映現(xiàn)實這一前提下，他強調(diào)創(chuàng)作主體的能動作用。他說：“從客觀的真實到藝術的真實這一長的過程上，作家對于現(xiàn)實的認識和作家的表現(xiàn)能力，構(gòu)成了創(chuàng)作的最主要的因素，而表現(xiàn)能力卻占著更重要的地位?！?《論作品中的真實》，《清華周刊》第45卷，第9期，53頁)這一觀點的正確性應該說是沒有疑義的。但這種對于個人才華的肯定本身就隱藏著某種不幸，或者說其中隱藏著王瑤內(nèi)心的“深層意識”——對于才華的自我鐘愛。這種對才華的自我鐘愛釀成了許多卓有才華的人的終生悲劇。

王瑤在一篇“檢討”中曾寫道：“我所想象的新社會是什么樣子呢?用馮友蘭先生的話說，就是一個下棋式的社會而不是一個打牌式的社會。我覺得一個人應該得到充分發(fā)展的機會，結(jié)果他被淘汰了，那是應該的，因為他能力不如別人?！边@段話使我們想到了高爾基的另一段話：“他們開始生活的時候，相信高度的精神發(fā)展完全能保證他們有相應的和獨立的社會地位，保證思想和意志的自由。”

今天的讀者如有機會重讀王瑤發(fā)表在《清華周刊》上的文章，也許會對他的有關魯迅的文字懷有特殊興趣。翻開第45卷合訂本，首先赫然入目的就是王瑤自撰的《悼魯迅先生》。這不是一篇應景的祭文，而是懷著凝重的悲哀寫出的對于“魯迅精神”的闡釋。其中關于魯迅與時代，魯迅一生愛護真理與追求真理的精神，魯迅對人類的“憎”及從憎里發(fā)出的愛，在暴露黑暗中體現(xiàn)出的對光明的追求，等等，都表明作者對魯迅的研究并非從寫祭文之日始。沒有對魯迅精神的長期傾倒和認真思索，是不可能一發(fā)而有此卓見的。然而祭文卻又是一個重要的標志：由于魯迅的死而使一顆年輕的心靈沉入了更深的思考。它超越民族救亡的緊迫任務而表現(xiàn)為一種更為深刻的對于人生的體悟和對于人格的追求。在同一期里發(fā)表的論文《當前的文藝論爭》則表現(xiàn)出王瑤對于魯迅文藝思想的正確理解。關于“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zhàn)爭中的大眾文學”的論爭，是20世紀30年代進步文藝界的一場相當激烈的沖突，它的余波一直延伸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令人驚訝的是，即使站在今天的高度上返觀這篇由22歲的年青人寫出的文章，仍然不能不說它是正確的。它相當全面地闡述了兩個口號的互補關系，既表現(xiàn)出對一切非賣國文藝的寬容、團結(jié)的胸懷，又堅持了進步文學不可動搖的創(chuàng)作原則。文章指出，這場論爭產(chǎn)生的重要原因在于“爭正統(tǒng)的宗派態(tài)度”，并且認為只有克服這種宗派情緒才能實現(xiàn)文化界在抗日基礎上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王瑤這一時期發(fā)表的其他文學論文中也不難發(fā)現(xiàn)魯迅思想的深刻烙印。當時，擁戴魯迅的青年可謂成千上萬，但真正理解魯迅者并不多，王瑤可算寥寥者之一。由此而顯示出的魯迅對王瑤的深刻影響，幾乎決定了王瑤今后一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