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社會學家的反應是，這種拋棄正是社會學理論自１９７９年ＴａｌｃｏｔｔＰａｒｓｏｎ辭世之后便萎靡不振的原因。這一方法也對當代社會心理學發(fā)出了挑戰(zhàn)，社會心理學不僅拋棄了理性行動者模型，而且常常為發(fā)現(xiàn)了人類的“非理性”而幸災樂禍。我對社會心理學家的反應是，這種拋棄解釋了該學科為何缺乏堅實的分析基礎，該學科沾沾自喜于一大堆瑣碎的模型，這些瑣碎的模型闡釋了高度具體的、彼此缺乏分析聯(lián)系的人類功能的各個部分。

各門行為科學之間的劃界和自賞在科學上毫無意義。例如，同是研究組織和社會行為，何以會有社會學、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三個隔絕的領域？三個領域基本的概念框架，如同它們各自的“大師”所勾勒出來并傳授給博士生的，何以截然不同？就科學而言，必須清理掉這些專橫武斷的東西。在本書最后一章，我提出了各門行為科學的概念整合，它在分析上和經驗上都可以自圓其說并加以實施；但由于當代大學體制中各門行為科學的幾近麻木的封建式組織、以這種封建式組織為榜樣的研究資助機構，以及重視一團和氣和衣缽傳統(tǒng)甚于為真理而斗爭的跨學科倫理觀，我提出的概念整合現(xiàn)在并未得到實施。

博弈論是研究世界的一種工具。由于它允許我們精心設定社會互動交往的條件（參與人特征、規(guī)則、信息假定、贏利），故它的預言是可以被檢驗的，其結果在不同的實驗室背景下是可以重現(xiàn)的。由于這層原因，行為博弈論在研究序的設定中已變得越來越有影響。這一部分博弈論，怎么強調都不過分，因為行為科學當前的幾個構成領域中，理論的演進幾乎沒有顧及事實，也沒顧及事實豐富而理論缺乏的其他方面。

由于無視關于人類行為的事實，經濟理論已變得特別中庸。對我來說，這一情形在２００１年夏天就已變得清晰，那時我碰巧讀到一本頗受歡迎的量子力學研究生教材，也讀到了一本領軍的微觀經濟學研究生教材。物理學教材從黑體輻射異常開始，這無法由電磁理論的標準工具予以解釋。１９００年，ＭａｘＰｌａｎｋ假定輻射是離散的而不是連續(xù)的，推導出了一個能完美擬合數據的公式。１９０５年，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利用Ｐｌａｎｋ的技巧，解釋了經典電磁理論的另一個異常，即光電效應。這本教材一頁接一頁不停地提到新的異常（康普頓散射、低原子序數元素的頻譜線等等），以及新的、部分成功解釋這些異常的模型。大約在１９２５年，以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的波動力學和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達到頂峰，它們徹底統(tǒng)一了這一領域。

相反，那本微觀經濟學教材，盡管很優(yōu)美，但整整上千頁的大作竟然一個事實都未包括。相反，作者們以公理化的方式構建經濟理論，基于其直覺上的合理性、日常生活中“程式化事實”的整合或者他們對理性思維原理的訴求來做出假設。在２０世紀，許多卓越的經濟理論都是以這種方式發(fā)展形成的?？上?，現(xiàn)在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我們將發(fā)現(xiàn)，經驗證據對經典博弈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每一塊根基都發(fā)出了挑戰(zhàn)。經濟學在未來的發(fā)展，勢必要求模型的構建與經驗檢驗、行為數據收集以及基于主體的模型（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展開對話。

可以做一簡單概括：決策論提供了人們賴以最好地達成其目標的有效算法。

但是，給定這些目標，當人們擁有決策論的信息前提條件時，他們卻并不像理論所預言的那樣行動。理論通常是對的，錯的是觀察到的行為。的確，向聰明的個人指出其背離理論預言后，他們常常承認自己失誤了。但與此相反，從決策論到貝葉斯決策制定者的策略互動，這一擴展只得到了少許有用的原理，當行為背離預言時人們常常仍堅持其行為。

大多數博弈論的應用者仍未留意這一事實。相反，當代博弈論文化（根據期刊論文毫無異議地接受來衡量）的表現(xiàn)，就好像近二十多年來欣欣向榮的認知博弈論根本不存在一樣。于是，理性人采取混合策略、運用逆向歸納法，甚至更籠統(tǒng)地采取納什均衡，這幾乎成了普遍的假定。當人們的行為與上述預期不符，其理性就會受到質疑。而事實上，上述假設沒有哪一個可以成功地得到捍衛(wèi)。理性的主體恰恰不是按照經典博弈論所預言的方式采取行動，除非在特定的情景中，比如在匿名市場交往中。

決策論無法擴展到策略互動情形的原因相當簡單。決策論表明，只要少數合理的公理成立，在建模上便可假設主體具有信念（主觀先驗）和結果效用函數，使得主體的選擇能最大化其結果的期望效用。在策略互動情形下，無法保證所有互動各方均有彼此相符的信念。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要確保主體選擇恰當的彼此協(xié)調的策略，還必須要有高度的主體間信念一致性。

各門行為科學都還沒有采取認真的行動把博弈論和經驗研究結合起來。實際上，不同的行為科學保留著不同的且互不兼容的人類行為模型，各路領軍的理論家也還沒打算去理會這些差異（見第１２章）。在經濟學中，理論和經驗數據在過去幾十年都取得了驚人的進步，但理論學家和實驗學家仍對彼此的成就懷著抵制的態(tài)度。這諸多怪現(xiàn)狀，必須終結。

當代經濟理論的數學縝密傾向，據說歸因于經濟學家的“物理學嫉妒”。事實上，物理學家通常根據模型對事實的解釋力來判斷一個模型，而不是根據其數學的縝密性。物理學家常常認為，縝密是創(chuàng)造性物理學洞見的敵人，所以他們就把縝密的公式留給了數學家。經濟理論家過于重視縝密，恰是他們過于輕視解釋力的征兆。事實就是其自身的證明，不需要求助于縝密性。

不懂得或者不在乎數學之深奧，而僅僅把數學看作探求事實所調用的幾種工具之一，對于這樣的研究者來說，運用博弈論將大有斬獲。此外，我認為，我的觀點是正確的且在邏輯上是有說服力的。我把縝密性也留給數學家。

在另一本姊妹作《博弈演化》（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２００９）中，我曾強調，理解博弈論需要解決大量問題。我也曾強調，經典博弈論的諸多缺陷，在演化博弈論中已得到完美的補救。所強調的兩點在《理性的邊界》中都不曾考慮，故我請讀者朋友把《博弈演化》當做補充文獻。

桑塔費研究院、中歐大學（布達佩斯）以及錫耶納大學的知識環(huán)境為我提供了時間、資源和研究氛圍，來完成這本《理性的邊界》。我衷心感謝ＲｏｂｅｒｔＡｕｍａｎｎ、ＲｏｂｅｒｔＡｘｔｅｌｌ、ＫｅｎｔＢａｃｈ、ＫａｕｓｈｉｋＢａｓｕ、ＰｉｅｒｐａｏｌｏＢａｔｔｉｇａｌｌｉ、ＬａｒｒｙＢｌｕｍｅ、ＣｒｉｓｔｉｎａＢｉｃｃｈｉｅｒｉ、ＫｅｎＢｉｎｍｏｒｅ、ＳａｍｕｅｌＢｏｗｌ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Ｂｏｙｄ、Ａｄａｍ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ｅｒ、ＳｏｎｇｌｉｎＣａｉ、ＣｏｌｉｎＣａｍｅｒｅｒ、ＧｒａｃｉｅｌａＣｈｉｃｈｉｌｎｉｓｋｙ、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Ｃａｓｔｅｌｆｒａｎｃｈｉ、ＲｏｓａｒｉａＣｏｎｔｅ、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Ｅｃｋｅｌ、ＪｏｎＥｌｓｔｅｒ、ＡｒｍｉｎＦａｌｋ、ＥｒｎｓｔＦｅｈｒ、ＡｌｅｘＦｉｅｌｄ、Ｕｒｓ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ＤａｎｉｅｌＧｉｎｔｉｓ、ＪａｃｋＨｉ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ＳｕｎｇＨａＨｗａｎｇ、ＤａｖｉｄＬａｉｂｓｏ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ｎｄｌｅｒ、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ｏｒｒｉｓ、Ｌａｒｒｙ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ＲａｊｉｖＳｅｔｈｉ、ＧｉａｃｏｍｏＳｅｌｌａｒｉ、Ｅ．Ｓｏｍａｎａｔｈａｎ、ＬｏｎｅｓＳｍｉｔｈ、Ｒｏｙ Ａ．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ＰｅｔｅｒＶａｎｄｅｒｓｃｈｒａａｆ、ＭｕｈａｍｅｔＹｉｌｄｉｚｙ以及ＥｄｕａｒｄｏＺａｍｂｒａｎｏ給我特別的幫助。尤其要感謝ＳｅａｎＢｒｏｃｋｌｅｂａｎｋ和ＹｕｓｕｋｅＮａｒｉｔａ，他們審閱并校對了整個書稿。感謝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編輯Ｔｉｍ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ＳｅｔｈＤｉｔｃｈｉｋ和ＰｅｔｅｒＤｏｕｇｈｅｒｔｙ，是他們支持我完成了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