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鑒于此，中國法學，至少其前沿精英，就應當在拒絕學術腐敗的同時，培育強烈的政治意識，關注民族利益，敢于擔當歷史責任。像王先生一樣，把理論探討的出發(fā)點放在中國的現實，而非任何“國際規(guī)范”或“普世價值”。如此，法學才能夠觸及歷史真理，即上升為史學而承載民族精神，加入一個偉大的學術傳統(tǒng)。

這后一點，或許會引起一些迷惘跟抗議：法學怎么成了史學？是這樣的。法學的根基，不在法條學理、辦案審判等“經世致用”技術性知識。這些知識當然有用，應該研究；事實上，也是法學家日常的工作，政府和基金會支助的項目。但是不出十年二十年，今天我們閱讀參考的那些立法原理、司法學說、案例分析，甚至大部頭多卷本的權威著作，無一例外，都會過時，被后人重寫或遺忘。道理很簡單，法律永遠在變動之中，是一個新陳代謝的系統(tǒng)，時時在修訂、增刪、廢止。這在轉型社會，新法治寄生的中國，就更明顯了。所以無論中外，稱得上法學的傳世之作，歷來只有兩類：一類有點勉強，就是選入課本逼著學生啃的那些哲人的片段論述（商鞅、韓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阿奎納、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爾等等）；另一類研究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演變，則屬于廣義的史學，即優(yōu)秀的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著作。而改革開放這30年，恰是新法治的開端，其寄生之曲折、影響之復雜、掩飾的策略、面臨的困境，連同職業(yè)道德倫理責任的崩潰和腐敗化為權利之崛起，正是一流法史的素材與課題。

我希望，將來能有幸讀到一部或兩部這樣的歷史——給人以睿智、洞見和悲劇意識的歷史。這任務原本是屬于我這一代的，然而親歷者未必眼明，且“傷亡”如此慘重，委實不敢樂觀?，F在，當法學重新出發(fā)之際，或許可以寄希望于來者中的俊杰，愿他們“有一雙治史的眼睛”，“不為歷史的現象所迷惑，不為議論家捉弄”（陳旭麓先生語）。因為，中國法學和法律教育須具備起碼的史識，才能走出新法治話語的寄生領地，抗拒“滅人之史”；才能使受教育者如自由的雅典人那樣，獲得為有效履行公民義務、投身公共政治而必需的美德和智慧。否則，當“文明”建成異化之日，凡自稱其公民者，必再一次受到立法者梭倫的譴責（《殘篇》之十一）：將來你們感到悲傷，做錯了事，

不要把責任推給眾神；

是你們自己把力量交給了［僭主］……

人人跟隨這狐貍的腳印，

大家腦子空空，

只曉得聽他搖舌，花言巧語，

從來不看他實際的行動。

■ 附　識

王元化先生我只見過一面，十三年前，在先父的追悼會上。記得他深情地回憶了“一二·九”運動和20世紀30年代清華園的生活。還談到解放前夕，他在上海地下黨文委編《展望》周刊，先父在同濟的文法學院執(zhí)教，是撰稿人，但因為“地下環(huán)境”，并無往來；其后歲月顛撲，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方才相見，等等。之后，又寄來他同先父的合影。從此，王先生的《文心雕龍》，他的思想文字和道德風范，于我便有一種特殊的親切。前年，友人彭倫君策劃，為王先生出一文集《人物·書話·紀事》，因書中收有他懷念先父的短文（即當年的悼詞），特意寄贈一冊。展讀之后，對于他的坎坷身世、高潔的人品和治學的淵源，多了一分了解和體會，更覺得敬佩了。

王先生生前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的教授，曾做過幾年市委宣傳部長。這后一個頭銜，在異化了的世界，是庸人們仰視而趨奉不迭的；那惺惺作態(tài)常使他難堪，令他悲哀，激他思辨。作為學者和思想家，他期許后人的，一定是繼續(xù)他的索求，加入他的究問、懷疑與批判，并且“根底無易其故，而裁斷必出于己”。

謹以這篇短文遙寄哀思，紀念王先生。

二零零八年五月于鐵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