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總算明白了其中的一點奧秘，為此很有些懊悔地說：“如果我從解放以來，能夠一貫采取老實態(tài)度……就可能不會犯在批林批孔時期所犯的那種錯誤?！盵13]只可惜馮氏在這方面確實醒悟得太晚，后來發(fā)生的對江青“讒媚逢迎”，或許就是他所說的自己醒悟得太晚的悲劇吧。

就在馮友蘭接到毛澤東書信五天之后的1949年10月19日，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jīng)Q定在原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基礎上成立中國科學院，任命郭沫若為院長，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等四人為副院長。中科院下設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十多個研究所。其中在原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和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部分人員基礎上成立的考古研究所，由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兼任所長，梁思永、夏鼐為副所長。1950年9月，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正式改名為國立南京博物院，隸屬于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領導，任命南京市軍管會文教處處長徐平羽為院長，曾昭燏為副院長。與此同時，中共在全國教育科學界進行了一次規(guī)模龐大的整編與人事調(diào)整，如上海的同濟大學原教務長、測繪學家夏堅白出任該校校長，原在昆明西南聯(lián)大學潮中出力甚多和華崗出任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等，一個全新的格局在教育、文化、科學界業(yè)已形成。

與馮友蘭的糊涂相比，毛澤東一直是醒著的，他在指揮數(shù)百萬槍桿子以武力推翻蔣家王朝奪得萬里江山的同時，十分明晰地認識到，僅僅把原有的文化、教育、學術界各機構(gòu)來個關停并轉(zhuǎn)，選出幾個新骨干予以領導是靠不住的。剛剛從國統(tǒng)區(qū)“轉(zhuǎn)新”的一大批知識分子，盡管沒有跟著老蔣跑到臺灣或逃亡海外，但對共產(chǎn)黨懷有觀望心理。這些知識分子與即將在全國展開的施政方針格格不入。如此一個急轉(zhuǎn)直下的劇變，在馮友蘭等一般書生們看來是極其艱難的，但在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毛澤東看來卻“如烹小鮮”般容易，因為前有蘇聯(lián)老大哥整肅知識分子的成功先例，后有強大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工具，二者結(jié)合，自是攻無不克，戰(zhàn)無不勝。毛澤東在權衡之后，按“擒賊先擒王”的中國古代兵法要領，首先對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中最具影響和號召力的“反動頭目”開火，這個“反動頭目”顯然不是急于獻媚表忠心的馮友蘭輩，而是馮友蘭的老師、號稱“五四精神”的楷模，具有自由主義風骨，一貫攻擊中共理論與做法的學界“大鱷”胡適之。

盡管此時的胡適像《西游記》中的猢猻悟空一樣，早已借混亂之機一個跟頭跳出了如來佛的手掌心，蹦到了美利堅的國土上，但“人還在，心不死”，陰魂不散，精神的幽靈仍在中國大陸花果山水簾洞中徘徊，并在一幫徒子徒孫心目中發(fā)揮著別人無法替代的巨大感召力。只有先把胡適這個學術界的精神“教主”撂倒在地，壓于五指山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才能對滿腦子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產(chǎn)生殺一儆百的震懾效果，也才能在新的天地里樹立革命的、共產(chǎn)黨的、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正是出于這樣一種深謀遠慮，繼陳垣打出第一槍之后，批胡運動的號角在九州大地開始吹響。

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報》發(fā)表了胡思杜《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文章是胡思杜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學院畢業(yè)時“思想總結(jié)”的第二部分。未久，此文又在《人民日報》與《中國青年》等報刊轉(zhuǎn)載——這是胡適離開大陸，繼老友陳垣首次向他射擊之后打出的又一發(fā)子彈。極富歷史況味的是，這顆子彈竟出自他的親生兒子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