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認為，中國“以數(shù)千年之古國，東亞文明之領袖，曾幾何時，乃一變而北面受學，稱弟子國。天下之大恥，孰有過于此者乎！”留學是我國的大恥。但是這又是落后之國從先進之國汲取新文明的唯一辦法，“留學目的，在于植才異國，輸入文明，以為吾國造新文明之張本，所謂過渡者是也。留學之目的在于使后來學子可不必留學，而可收留學之效。是故留學之政策，必以不留學為目的。此目的一日不達，則留學之政策一日不得而收效也?！彼€認為，中國派遣留學生數(shù)十年，而不能達以上目的之萬一，實際上是留學政策的失敗。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教育方針的失誤，不知振興國內教育，只知派遣留學；之二是留學生志趣卑下，志不在為祖國造新文明，而僅在一己之利祿衣食，急功近利，茍且速成，重實業(yè)而輕文科，不講求祖國文字學術。為了救此弊病，他提出一要慎選留學，二要增設大學，增進國內高等教育。他提出建設和振興中國高等教育的極端重要性和必要性，說：“久長之計乃在振興國內之高等教育。是故者以國內高等教育為主，而以留學為賓；當以留學為振興國內高等教育之預備，而不當以國內高等教育為留學之預備”，“蓋國內大學，乃一國教育學問之中心。無大學，則一國之學問無所折衷，無所歸宿，無所附麗，無所繼長增高。以國內大學為根本，而以留學為造大學教師之計。以大學為鵠，以留學為矢，矢者所以至鵠之具也。如是，則吾國之教育前途，或尚有萬一之希冀耳”。

此后，胡適創(chuàng)辦國內大學的思想十分強烈，達到不發(fā)不快的地步，多次與人探討。1915年1月，他同竺可楨等人談話，呼吁“設國立大學以救今日國中學者無求高等學問之地之失”。同年2月20日，他在與英文教師亞丹的談話中再一次感受到國家建設大學的重要、中國無著名大學的恥辱。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大發(fā)感嘆：“吾他日能見中國有一國家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劍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四萬萬方里、四萬萬人口之大國乎！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國乎！”第二天，他仍覺意猶未盡，又在日記上寫道：“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

從此，青年胡適立下了終身從事教育以救國家的志向。1916年1月25日，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適以為今日造（不能亡之）國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在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后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于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辈⒄f：“明知樹人乃最迂遠之圖。然近來洞見國事與天下事均非捷徑所能為功。七年之病當救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為迂遠而不為，則終亦必望而已矣?！?

在1917年2月畢業(yè)前夕，通過越洋通信，胡適在《新青年》第2卷上發(fā)表了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與陳獨秀攜手，高高舉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民國初年這場史無前例的新文化運動，由此進入高潮。在此后的80年里，“胡適”這個名字一直像一顆耀眼的巨星，閃爍于大陸、港臺及海外的星空上。盡管由于種種政治的或其他原因，當時與后來人們對胡適的評價褒貶不一，但誰也不能無視他的存在。平心而論，他無愧為中國新文學開山鼻祖之一。

1917年回國后，胡適應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學教授，同時加入《新青年》編輯部。他積極撰文反對封建主義，宣傳個性自由、呼喚民主和科學，大力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因為首倡“新文化運動”而一夜成名，成為中國文學的領袖人物和新文化運動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