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和政治力量的結合幾乎將中華文明毀于一旦——支撐社會結構的法制體系變成了官僚們的道德說教。這些官僚是有史以來最貪婪的物種，從酒食相親到挪用軍費無所不為，國家資源很快被這個中間層吸干，即使像宋朝那樣強大的國力也會迅速衰弱。

1259年，南宋宰相賈似道面對蒙古兵團對鄂州（湖北武漢）的進攻，唯一的策略就是派遣密使和解，承諾以下三點：一是宋向蒙古國稱臣，降為藩屬；二是以長江為兩國疆界，宋全部割讓江北土地；三是宋每年向蒙古帝國進貢銀幣20萬兩，綢緞20萬匹。當時正趕上蒙古大汗蒙哥在合州城下逝世，主帥忽必烈為爭汗位北歸，接受了賈似道的條件。

道學家的同盟賈似道開始耍起了小聰明，他下令截殺蒙古殿后的散兵游卒，用他們的人頭作戰(zhàn)利品。就如同所有善于作假的官僚一樣，賈似道成了民族英雄，皇帝親帥文武官員到郊外歡迎，作家廖瑩中專門寫了《福華篇》為賈似道歌功頌德。但是道學家就是道學家，士大夫的朝代就是士大夫的朝代，20年后，經濟虛假繁榮、儒家大行其道的宋朝就滅亡了。

讓我們用中國兵平均作戰(zhàn)能力的大跨度比較來說明，儒化會導致一個民族喪失最基本的保家衛(wèi)國能力：

西漢時，據熟知西域事務的陳湯統計，一個漢兵可當5個胡兵，匈奴據漢法改良兵器后，還能當3個，主要原因是胡人兵器質量不行。（《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載陳湯言：“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保?/p>

兩千年后，抗日時期，據日方統計一個日本兵的作戰(zhàn)能力相當于5～7個中國兵，臺灣方面有人說相當于6個；主要原因也是中國軍隊裝備太差。1937年時，中國陸軍一個師有11000人，才配有3800條步槍，機槍328挺，火炮46門，戰(zhàn)車0輛；而日方一個師團22000人，配9500條步槍，機槍600挺，火炮108門，戰(zhàn)車24輛。數量上只是一方面，我方機槍老是卡殼。

儒者不重視經濟和軍事（宋人所謂：“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所以儒化的中華民族只能為魚肉，任人宰割。除了“儒學雖然表面興盛，但實際上處于一種衰落狀態(tài)”（李申先生語）的唐朝，兩千年的中國中世紀，對所有心存良知并熟悉中國歷史的人來說，都是一個不堪回首的黑暗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