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眾維新好漢當時的“理由”是不足為據(jù)的，什么放足可使“執(zhí)業(yè)之人”增加一倍，從而“土產(chǎn)物宜亦增一倍，各處稅務亦增一倍”（《湘報》第53號）；什么不纏足以后“上紆國難，美人戰(zhàn)亦援桴而來”（《湘報》第66號），當時有沒有人信我們不得而知，至少現(xiàn)在信的人不會太多。中國下層勞動階層的婦女，雖然絕大多數(shù)都被纏成小腳，但似乎從來就沒有閑著過，忙里忙外，甚至比男人干得還要多。近代紡織業(yè)，中外資本家所雇用的女工，基本上依然是裹著一雙小腳的中國婦女。娘子軍的說法雖然自古就有，花木蘭的形象盡人皆知，但是我們知道，自古以來，仗畢竟還是男人打的，再有多少國難，也輪不上女人“援桴而來”。

纏足的惡習實源于中國男人某種畸形的性心理。最早的纏足據(jù)說是出于南唐李后主，“李后主嬪窅娘，纖麗善舞，以帛裹足，令纖小屈上如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保ǎ鬯危輳埌罨赌f漫錄》）后經(jīng)理學浸潤，遂成風尚。進入近代以來，中國人搞所謂中國展覽，總是忘不了將小腳和繡鞋擺在顯著的位置，影響之深遠可怕至極。直到今天，還會有美國人問中國來的學生，你們那里的女孩子還裹腳嗎？蓄辮有關清朝“國體”，想動太難，而纏足卻可以“革”掉的。有著五千年文明的中國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西方人視之為不開化的“土人”，羞于“野蠻貽誚于鄰國”（康有為語）。可是，遍地的小腳卻成了這種“西方說法”的一個活生生的證據(jù)，令國人欲辯還休。畢竟，像辜鴻銘那樣強夸小腳的厚臉皮還不多見。

恰是急于抹掉這種恥辱印記的強烈沖動，才使得作為中國近代化運動之一的戊戌維新，被抹上了一筆“婦女解放”的重重油彩，盡管里面只是男人在張羅解放女人的腳，而被解放的女人對此并不熱心。運動中人把“不纏足”上升到“保種”的高度，其實只是運動展開后的一種夸張性思索的結(jié)果。當然，作為運動的副產(chǎn)品，傳統(tǒng)士大夫嗜痂成癖的“品蓮（欣賞小腳）”性意識也受到了沖擊，不僅維新人士視之為“輕薄猥賤之事”（梁啟超語），就是開明一點的士人，也再難以以此為榮。在羞慚纏足習俗現(xiàn)象同時，對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心理也感到了羞慚。畢竟中國男人也是人，不僅歷史不斷有人對此惡俗表示不滿，對女子的境遇感到同情，就是那些有“蓮癖”的人，其實也知道纏足的過程相當殘忍和不人道。自西方基督教大規(guī)模登陸以來，中國人尤其是士人對洋教在中國的行為做了地毯式轟炸的抨擊，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幾千份揭帖來看，竟然沒有發(fā)現(xiàn)反擊教會提倡不纏足的，好像大家有意約好避開這個話題似的。這種緘默說明纏足這個瘡疤一旦揭開，中國男人實際上很難正視里面的不人道，連回擊的勇氣都沒有。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大張旗鼓向西方學習的戊戌維新，提倡不纏足，第一次大規(guī)模公開地用西方人價值尺度（包括審美尺度）移風易俗，的確開啟了波及社會生活層面的啟蒙，所以說，戊戌變法不僅有西學東漸面且也有西俗東漸的內(nèi)涵。顯然，從后來的歷史進程看，西俗東漸的推力更大，勢頭更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