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諷的是，她的失敗，變成我后來成功的梁柱。我因為這次經(jīng)驗，悟出兩個往后個人發(fā)展的指導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絕大部分的情況，每一個孩子的命運，都比那個社會的要求更重要。我當年應該威脅蘇珊娜的父親：讓未成年的孩子結(jié)婚是不合法的。雖然她們的傳統(tǒng)是這樣，但是法律是不允許的。我應該請律師來維護我學生的權(quán)益。

第二個原則是：作為一個教育家，我必須承擔超出“只對孩子服務(wù)”的責任。我當時應該不斷跟蘇珊娜聯(lián)絡(luò)，讓她在形式教育無法完成的時候，有機會完成非形式的教育，以補形式教育的不足。

六年之后，我離開中學，到德里念碩士。寒假回到家，我姐姐告訴我，有個學生哈士達來看我。哈士達的狀況跟蘇珊娜差不多，但他后來進了醫(yī)學院。我走進客廳，他站在那里，高高的，又強壯，又有自信，他對我敬禮，我忍不住哭了。

對于哈士達這個孩子，我的處理是成功了。因為，我把他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不是先接受社會的常規(guī)，再來觀照他的命運。當我知道哈士達家里沒有電、沒有窗戶，回家沒辦法做功課時，我立刻在自己的家為他弄了一個自修室。我不在乎鄰居說讓一個階級那么低的人來我家是不好的。我很堅持，不斷地幫助哈士達。

很多次，我看到哈士達，忍不住流淚。我的淚，不只是為他的成功而流，也包含著我對蘇珊娜的絕望所引來的翻攪。

上述這個印度老師的故事，我相信，臺灣也有。這種跨文化的故事，其實是作為跨文化討論很重要的東西。老師在敘事中的聲音，直接表達出她內(nèi)心的關(guān)照。故事也以象征的手法，把抽象的理念具體表達出來。老師的故事，可以將老師這個行業(yè)最深層的生命點燃。不管故事發(fā)生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不管是正面、負面，都是點燃成長光芒的火星兒。俄國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有一段話，是這樣的：

沒有任何東西，經(jīng)過多年之后，會像良好的記憶，尤其是童年在家里良好的記憶，更能感動人、更高貴、更具有強烈的驅(qū)策力。在生命中，那是最重要的。

許多人都會談到有關(guān)教育的問題，而童年中保有的記憶，其實是最好的教育。如果一個人保有很多生命的記憶，那么在生命終結(jié)之前，他會感到很安全、很舒服。每天都會感到舒服，安心睡覺，有時還能救我們的命。

記憶，無疑是有力量的東西。記憶不只是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也是經(jīng)過反省的故事。教育從業(yè)人員，需要一些故事，將他的童年經(jīng)驗整合起來，作為他從事教學、關(guān)懷倫理的基礎(chǔ)。我們也需要故事去建立個人和集體的記憶，去建構(gòu)我們的生命史。做老師的，也一定要是個永遠的學習者。

故事也許會是屬于別人的，但是如果你認同，它就會跟你的生命編織在一起。如果在教學中，一點故事都沒有，那我們的學習一定很緩慢、很蒼白。如果是一顆種子，那一定是很難發(fā)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