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很早以前，希特勒就曾在多個場合發(fā)表對于戰(zhàn)爭的看法。1944年8月，在接見地方各級納粹頭子時，希特勒就曾妄言：“如果日耳曼民族在這場斗爭中被征服，就說明這個民族太軟弱了。它無法經受住歷史的考驗，注定只能毀滅。”1934年，希特勒曾經這樣描述這場戰(zhàn)爭的目的：

即使我們不能夠征服敵人，我們也要拖著半個世界與我們同歸于盡，不能讓任何人打敗我們……我們決不能夠屈服！不，永遠不能！如果我們被摧毀，只要有可能，我們就要把整個世界一起帶向毀滅，化為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焰！

1944年9月，在蘇聯紅軍和美英盟軍大兵壓境的形勢下，希特勒簽署了一道滅絕人性的“焦土”命令。按照施佩爾的說法，在這道命令中，“所有人類文明的成果，凡位于有可能被敵人占領的地區(qū)，都必須徹底予以摧毀”。這些成果主要包括社會基礎設施，例如工廠、煤氣廠、電力設備、電話交換機等；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文件信息，例如食物定量配給卡、婚姻和居住情況檔案、銀行賬戶等；糧倉也要予以摧毀，農田要放火燒掉，牲畜要全部殺光，絕對不能落入敵人之手；紀念碑、宮殿、教堂、城堡、劇院、電影院等文化設施，統(tǒng)統(tǒng)要夷為平地。此外，在上述地區(qū)生活的德國民眾必須根據命令進行遷移，絕對不能讓任何一個人生活在淪陷區(qū)里。1944年9月7日，納粹黨報的一篇社論鼓動民眾：

對于敵人，絕不能把任何一棵日耳曼人的麥穗留給他們食用，絕不能有任何一張日耳曼人的嘴巴向他們通風報信，絕不能有任何一只日耳曼人的手臂伸出去幫助他們！將他們面前的每一座橋梁摧毀，每一條道路堵死！除了死亡、滅絕和仇恨以外，讓他們什么也得不到！

根據命令，這項政策將由納粹黨的各級機構、國防委員會和納粹國防軍共同實施。希特勒還特意補充道：“所有的指示，凡是與本命令相抵觸的，均告無效！”前面我們曾經提到，在3月15日的備忘錄中，施佩爾試圖保存德國人民在戰(zhàn)敗后起碼的生存基礎。如今，希特勒的這道指令顯然是專門針對施佩爾的這種努力下達的，他在3月18日晚上曾經告誡施佩爾：

沒有必要考慮為這個民族維持一種最原始的生存基礎的問題。恰恰相反，最好由我們親自動手把這些東西摧毀掉，因為這個民族將被證明是軟弱的，而未來只會屬于那些強大的東方民族。況且，在戰(zhàn)爭中存活下來的人只不過是一些劣等貨色，真正優(yōu)秀的人已經戰(zhàn)死了。

3月23日，希特勒的心腹秘書馬丁·鮑曼同樣簽署了一道野蠻的命令，要求德國東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國勞工和戰(zhàn)俘，全部徒步遷移到德國中部地區(qū)，準備進行最后的抵抗。當時，如果該命令付諸實施的話，必將導致不堪設想的悲慘后果。

在希特勒團伙最后導演的這場噩夢中，由于一些良知尚存的德國軍官，尤其是施佩爾的非凡努力，德國人民最終得以幸免。當時，在確信希特勒已經徹底喪心病狂之后，施佩爾立即行動起來。一連數日，他乘飛機、駕車或者打電話到全國各地，四處勸說納粹黨的各級機構、省市官員不要理會希特勒和鮑曼的命令，或者至少不要立即付諸實施。在大多數情況下，納粹各級官員們或由于確信戰(zhàn)爭已經失敗、希特勒已經喪失理智，或僅僅由于組織混亂，使得施佩爾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杜塞爾多夫，一貫死心塌地的當地納粹黨機構這一次卻沒有執(zhí)行放火焚城的命令，因為他們害怕自己會被憤怒的民眾撕成碎片。事實上，據美軍士兵以及后來的歷史學家詹姆斯·奧唐奈介紹，在德國西部邊境附近，有許多村鎮(zhèn)組成了平民委員會，前往當地的納粹“國防軍”駐地，請求他們發(fā)發(fā)善心主動撤走，以便讓這些村鎮(zhèn)能夠和平地落入盟軍手中，不要招致流血或死亡。

在柏林，人們的情緒卻截然不同。由于每天接受納粹政權連篇累牘的宣傳灌輸，以及親眼目睹了那些潮水般涌入柏林的東部難民們的悲慘遭遇，柏林市民對蘇聯人產生了一種近乎絕望的恐懼。他們將對方看成嗜血成性的“蒙古惡魔”，通過折磨和虐待手無寸鐵的平民來尋求極大的快感。在柏林民眾中間流傳著極其恐怖的謠言，譬如蘇聯人用火焰噴射器將神甫們活活燒死，對修女們進行輪奸后強迫她們裸體游街，還將活人的舌頭殘忍地釘在桌子上。然而，更為糟糕的是，這種廣為流傳的謠言又因為蘇聯紅軍自身的宣傳活動而更是甚囂塵上。其中，最為可怕的是伊利亞·埃倫伯格撰寫的一篇反納粹的宣傳文章，他在文中慷慨激昂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