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在《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上發(fā)表《中國革命史》一文，他說："從事革命者，于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國民建設(shè)能力之養(yǎng)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規(guī)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衛(wèi)到武漢。在各界盛大歡迎下，汪精衛(wèi)對新聞記者發(fā)表談話，表示要與共產(chǎn)黨為中國革命而共生死存亡，汪說："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1927年4月16日，蔣介石在南昌說："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魯迅說："'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來，魯迅經(jīng)歷得太多了，只是被稱做"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說，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隸的奴隸了。因此，他主張一切都得從頭來過，得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反對把革命描述為非?？膳碌氖拢?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他說："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適對革命懷有同情，他說："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jié)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變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jīng)濟的，而自覺的人工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jié)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鏟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yōu)于不自覺的演進。"

胡適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么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里總逃不了那枝枝節(jié)節(jié)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至于大失望。"

20世紀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義"。他認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軍隊"，"與聞政治的方法很多，但應走溫良恭儉讓等正當?shù)耐緩?。

1932年3月，汪精衛(wèi)跟"國難會議"代表之一王造時說："會議是政府召集的，我們是主人，諸位是客人，諸位如是不滿意政府的辦法，去革命好了！我們流血革命，打出來的政權(quán)，豈能隨便說開放就開放！"王造時說："革命不是哪個人哪個黨派的專利品，如果逼得人民無路可走，自然有人會去革命，不過困難這么嚴重，我們是不愿同室操戈來鬧革命的……我們固然是由政府聘請的，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來比喻我們是客人，我們同樣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請我們，我們有意見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遺教'天下為公'，汪先生的話，未免'天下為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