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們的問法，卻是預設一個“道德污名”，比如“出名賺錢”或者“保持名人熱度”，然后問你“是不是”。這就不僅是把受訪人當“嫌犯”來審，而且是“有罪推定”了，跟警察問小偷“那東西是不是你偷的”，沒什么兩樣。但警察這樣問的時候，手里通常是有證據(jù)，或者有疑點的。記者和主持人這樣問，有證據(jù)嗎？沒有。有疑點嗎？也沒有。因此，說此類問題“愚蠢”，還是客氣的。準確的說法是“惡毒”，或者“既愚蠢又惡毒”。

當然，我并不認為那兩個記者是故意使壞。北京臺那兩位主持人，就更沒有主觀惡意。說實話，他們只是這樣問慣了。而且，別人也都是這么問的。別人問得，我問不得？問別人沒事，問你們就不行？難怪他們或者委屈，或者憤怒。這種心情，我能理解；這種想法，我也能理解。但理解不等于贊成，更不等于遷就。相反，我主張并建議，今后但凡遇到這樣“愚蠢而惡毒”的問題，受訪人都應該斷然拒絕，決不“配合”。

不配合又怎么辦？發(fā)飆也不是好辦法，要被罵作“毒舌”，被不懷好意的人惡炒的。最好的辦法，是一句話都不說，只盯住他們的眼睛笑，直到他們自己心里發(fā)毛為止。

刊載于2010年4月30日《南方都市報》B23版，責任編輯雷劍嶠

問題是個問題

設置陷阱的提問方式，比嚴刑逼供更陰險，也更惡毒。

河南農(nóng)民趙作海被屈打成招，冤獄坐了11年。只因為“被害人”又“活了過來”，這才重見天日。據(jù)5月13日《南方周末》報道，趙作海出獄后，有“法院帶來的記者”問他“要感謝誰”，他說感謝法院，感謝黨。記者再問還要感謝誰，他一時僵住了。眾人散去后，趙作海坐立不安，反復躺下又起身，最后喃喃自語：“為什么要感謝？我不感謝?！?/p>

對此，馬少華先生的評論是：趙作海被那個記者“誆”出了一個感謝。但是，因為這樣的感謝未及深思，所以后來又被他自己否定了（《法院帶來的記者與復雜問題謬誤》，5月15日《南方都市報》）。看來，趙作海雖然坐了11年冤枉牢，腦子還不糊涂。他幾乎本能地意識到，那個記者提的問題，本身就是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