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人們了解毛澤東的家庭成分，大都來自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毛澤東自傳》一書。這部書是斯諾根據(jù)1936年在陜北保安采訪毛澤東時的談話手記整理、撰寫的。書中有關毛澤東的家庭成分有這樣一段文字：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省湘潭縣的韶山沖。我的父親是一個貧農，當他年輕的時候，因負債累累，便去投軍，他當了一年多的兵。后來他回到我生長的村上，由于拼命地節(jié)省，他靠著做小生意和其他事業(yè)賺了一點錢，設法贖回了自己的田地。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成了中農。在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獲六十擔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費三十五擔—這就是說，每人約七擔—這樣，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擔?？苛诉@個剩余，父親積累了一點資本，不久又買了七畝田，使我家達到“富”農的狀態(tài)。

然而，毛澤東的家庭是何時走向富裕的？怎樣走向富裕？又是靠誰走向富裕的？其中具體的情形，毛澤東自述并未涉及，相關的研究也難以展開。當存放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中的毛澤民的《個人簡歷》，以及毛澤民為毛澤東代填的《個人履歷表》被作者找到后，這些問題便有了清晰的答案。

在毛澤東的這份《個人履歷表》“父親”一欄中，毛澤民清晰地填寫著：

毛順生，生于1866年（本書作者注：應為1870年）的湖南省，湘潭縣西二區(qū)韶山南岸村。卅歲以前，專為耕種，卅歲后，耕種兼農村販賣商業(yè)。按中國蘇維埃階級分析，最后三年是富農。原有祖田十五畝，半棟房屋，兩塊柴山，但負債很多，經勤苦努力，于1915年買叔父田七畝，但仍負債，1915—18年商業(yè)順利，得走上富裕的中農，1928年被（國民黨）沒收。1919年去世。

在毛澤民本人的《個人簡歷》中也有同樣的記載：

父親務農兼經鄉(xiāng)村販賣商，是一個善于用改良方法的剝削者，因此，使家庭由貧農、中農到富農，但達到富農地位僅二三年，父母同年去世，家庭因之解散。

從以上材料中不難看出：毛家祖上是貧農；在1900年以前，即毛順生30歲以前，完全是靠種田來養(yǎng)家糊口；在此之后，他除了種田外，還兼做販賣糧食之類的買賣，家庭條件雖然有所改善，但仍然負債；只是在1915—1918年，由于商業(yè)順利，毛家才走上富裕之路，生活變得殷實起來。

應該說，毛順生是個聰明、勤勞，帶有“資本主義自發(fā)勢力”的新式農民。他的“發(fā)跡”離不開他所處的時代大環(huán)境。

1887年，17歲的毛順生開始當家理事。他在接過祖上分得的田產和屋產時，也接過了家庭債務和生活重擔。為了躲債，他不得不狠下心來，外出參加湘軍。

一年多的軍旅生涯，毛順生雖然未能混上一官半職，卻因闖蕩世界，開闊了眼界。隨著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維新運動在湖南蓬勃興起，湖南成為全國最富生氣的省份之一。地處三湘四水的小小的韶山沖從此不再閉塞。在數(shù)百里之外的長江邊，已經響起隆隆的機器聲。湖廣總督張之洞開始修鐵路、開礦山、造槍炮。萌生于清康雍時期的官銀錢號，這時又在各地重獲生機。湖南省城長沙設立了總官號，下面設有分號和子局。民間鄉(xiāng)里也散布著錢莊和票號。

與勤勞厚道的祖輩不同的是，毛順生念過幾年私塾，善于經營家務。他將自己家剩余的稻谷和買進的稻谷碾成米，挑到20里以外的銀田寺或百里以外的湘潭的米市去賣，賺取地域差價。起初，毛順生販運谷米是小批量的，后來得到妻子文七妹娘家的貸款幫助，便成批地購進稻谷，加工銷售。此外，他還做起販賣豬和耕牛的生意。

隨著手中的資金逐漸增多，毛順生開始尋找新的賺錢方法。他先在銀田寺的“長慶和”米店入了股，又與“祥順和”、“彭厚錫堂”等店鋪建立了商務往來。為了流通方便，他自己還印制了取號為“毛義順堂”的紙票做周轉，同時也使用湘鄉(xiāng)大平坳一家大商號“濟春堂”的紙票。

毛順生的大兒子毛澤東降生于1893年12月26日。1896年4月3日，二兒子毛澤民也來到人世。孩子們開始懂事時，正是毛順生從耕作轉向販商的過程。在他看來，只有勞動才能致富，絕不允許家里有任何人吃閑飯。他雇了一個長工，還讓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們都到田里干活兒。毛澤民四五歲時，就干些割豬草之類的輕活兒，再大一點，就開始放牛了。

湘軍貫徹“書生帶山農”的方針，在湘軍當兵時，毛順生飽嘗過“勞力者治于人”的苦楚。后來，在一次柴山訴訟案中，他明明有理，卻因對方引經據(jù)典、能言善辯，生生讓他輸了官司。他下決心讓兒子們都讀些書，認為只有識文斷字，能寫會算，才好光大家業(yè)。毛澤民8歲那年，便和毛澤東一道在村里的南岸私塾讀書了。

當孩子們剛剛學會幾個字，毛順生就讓他們給家里記賬，學習打算盤。他像一個嚴格的監(jiān)工，看不得孩子們閑著。他的脾氣很暴躁，經常打孩子。他又是個很吝嗇的人，給孩子們吃最粗劣的飯食，不給雞蛋，也不給肉吃，甚至不給一文零花錢。這些看來不近人情的做法，無形中卻培養(yǎng)了孩子們吃苦耐勞的好品格。

毛澤民從8歲到14歲期間，斷斷續(xù)續(xù)地讀過4年私塾。1905年9月25日，毛澤民的小弟毛澤覃出生了。為了幫助母親照顧弟弟，9歲的毛澤民輟學了。直到弟弟3歲后，他才重新回到南岸私塾讀書。

1910年，毛澤東要去湘鄉(xiāng)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進入東山學堂，是毛澤東走出鄉(xiāng)關，走向社會的起點。14歲的毛澤民則挑起了種田持家的重擔。一個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了家里的壯勞力。平日里，他起早貪黑，與父親一道下地種田，還經常挑著100多斤的擔子走好幾十里路去送米。他不僅農活兒做得好，喂牛、養(yǎng)魚、碾米、砍柴、打桐油，都是行家里手。

1913年，毛澤民與湘鄉(xiāng)縣團田區(qū)劉家灣的女子王淑蘭完婚。17歲的他，便從父親手中接過種田理家的重擔。父親外出經商，種田持家就全靠這對小夫妻。父親自私刻薄。毛澤民寬懷大度。每當農忙時上屋場要請月工，只要毛澤民一招呼，誰都愿意來幫工。一是他給幫工吃得好，不僅有肉，還能吃到他家魚塘里的新鮮魚；二是他會當天付工錢，從來不拖欠。毛澤民還從父親那里學會了精打細算的生財之道。他除了自己養(yǎng)豬、養(yǎng)牛外，還買來小豬、小牛讓別人喂養(yǎng)。別人可以用畜糞肥田。等豬、牛養(yǎng)大以后，再由毛澤民拿去賣，付給別人“毛義順堂”的紙票。別人拿著他家的紙票，可以在附近的商號換些糧油、食鹽或日用品。毛澤民長年在家里種田，照料父母，供哥哥和弟弟在省城讀書，從來沒有半點兒怨言。

眼見澤民從少年起就像成年人一樣辛苦勞作，母親文七妹心里很舍不得。有一次，她與鄰居家奶奶聊家常時，就心疼地說：“潤之、潤菊都不在家，潤蓮一個人，要種田，要喂魚，要砍柴，里里外外的活兒都是他一個人干，他從小受了不少累，吃了不少苦?。】伤赣H在外面做買賣，就不了解這些事情?！笨梢哉f，毛家能致富，離不開毛澤民這對小夫妻的吃苦勞作，家境的好轉，也開始于毛澤民娶親的1913年。

1915—1918年，由于商業(yè)順利，毛順生不僅贖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產，又買進叔父家7畝水田，家里的田產增加到22畝。他手中的資本也逐漸滾到兩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沖，可算是個令人羨慕的小財東了。當年分家時，上屋場只有5間半茅草房。手中有了富裕錢，毛順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條件。他將老屋的茅草屋頂換上小青瓦，又先后為兒子們建造了居室，還擴出了農具室、碓屋、牛欄、柴房等，一共13間半房屋。

毛澤東和毛澤民雖然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卻性格迥異。兩個人從小就有不同的發(fā)展趨向。毛澤東關心國家大事，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善于考慮宏觀的問題。他引領湖南青年加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洪流，指點江山、欲主沉浮，正像他在《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詞中發(fā)出的氣吞山河的誓言：“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而毛澤民特別細心，善于管理一些具體事務，對種田、運米、做生意、運作股票等很擅長，后來發(fā)展到對財政金融和經濟建設工作“情性相近，而有興趣”。

1921年正月初八那個晚上，對于南岸村上屋場毛家兄弟來說，是一個極不平常的夜晚。晚飯后，全家人圍著火塘，一邊烤火，一邊聊天。毛澤東先給大家講起這一年外面發(fā)生的事情，說著說著，就把話題轉到家里。他說：“這幾年，我不在家，澤覃也在長沙讀書，家里的事只有你們兩口子支撐著。澤民這幾年照顧父母親盡了力，又忙著作田，吃了不少苦……”

自從母親去世，家里發(fā)生了多少事情。毛澤民有許多心里話要講。既然大哥主動談起家事，他便一五一十地報起賬來。他掰著指頭細數(shù)著：“民國六年，家里修房子，母親開始生病；民國七年，敗兵幾次來這里出谷要錢，強盜還來搶過一次；民國八年娘死安葬，年底安葬父親；還要給澤覃訂婚……這樣一來，家底也就快搞光了?！?/p>

毛澤東十分了解澤民的為人。他忠厚老實，做事認真，人也精明，不足的就是讀書不多，見世面太少，革命道理懂得有限。坐在通紅的塘火前，毛澤東語重心長地開導說：“你講的都是實情，但這不只是我們一家發(fā)生的事情，天下大多數(shù)人都有災難，今后還會有。這叫做國亂民不安，國破家要亡??！”

接著，毛澤東啟發(fā)毛澤民：“現(xiàn)在，爹娘都死了，屋里只剩下你們兩公婆。這些田你們做不了，還要請人幫忙，加上兵荒馬亂的，怎么過得下去呀？我的意思是，這個田，我們不做了，這個家，我們也不要了，把屋里收拾一下，我們都走！”

聽到這兒，毛澤民坐不住了，急火火地問道：“我不種田，哪個有飯吃？”

毛澤東繼續(xù)說：“潤蓮小時候在屋里搞勞動，沒有讀好多書，現(xiàn)在離開這個家，跟我出去學習一下，邊做些事情，將來再正式參加一些有利我們國家、民族和大多數(shù)人的工作。四嫂（即王淑蘭）和菊妹子（即毛澤建）也都一起走。”

一個是普普通通的韶山農民，一個是心懷天下蒼生、矢志救國救民不惜拋家舍業(yè)的共產主義者，在1921年這個寒冷的冬夜，兄弟二人的心靈發(fā)生了激烈的碰撞。盡管大哥講的話句句在理，但要讓毛澤民拋家舍業(yè)，離開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土地、家園，談何容易！更何況，上屋場已在毛澤民的手上漸漸興旺，今后的日子肯定會越來越紅火。

毛澤東非常喜歡這個吃苦耐勞的大弟弟，對他的勸說也更加耐心：“潤蓮啊，我們不能只想著自己的小家，只顧自己有飯吃，要使全國人民都有飯吃！怎么才能辦得到呢？就是走出去干革命！這叫‘舍小家，為大家’，那么，我們只得離開這個家了！”

在毛澤東的耐心啟發(fā)和開導下，“舍家為國”這個理兒，毛澤民是想通了。但要完全拋棄這個家，毛澤民心中確實難以割舍。或許，在治家理財方面，毛澤民比毛澤東想得更細致、更長遠。在處理家產時，毛澤民還是適當?shù)刈隽艘恍┍Ａ?。日后，他將這些家產全部用于了黨的事業(yè)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