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還不太一樣。為什么呢？雖然他在1970年代做了《觀看之道》那樣的電視片，當時很轟動，在那個年代的新青年看來很激進很厲害，而且與《單向度的人》所號召的對資本主義想象的顛覆看起來很像，但他比這些當時流行的那些青年反抗運動更老。說他老是什么意思呢？一來他年紀大，1926年生人，而且我們不要忘了他特別早熟。他十多歲就接觸社會主義思想，他十多歲就在讀羅莎·盧森堡，他是一個很年輕的時代就已經在情感上投向左翼的人，比很多同齡人都早熟。今天我們會注意到他的藝術評論家或者是作家的身份，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他寫過大量的時事評論跟政論，1950年代的時候他幫《新政治家》寫過很多政治評論，那都是真刀真槍硬碰硬的。與此同時伯格的文章很細膩，他寫很多小說講性愛，寫很多充溢著詩意的句子；另一方面他又關懷弱勢群體，關懷勞工，尤其關懷移民問題、農民問題。對許多老派人來說，一個人要兼具這兩方面的東西，你才會覺得這是真正的左派。這兩者怎么調和呢？其實對他來講，或者對那一代的老左來講，這從來不是個問題。為什么呢？因為他能那么早熟，使得他繼承了或者接上了一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一個小傳統(tǒng)。在那個年代，做一個左派意味著你要對你身處的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予以批判，你要能夠想象出一個不一樣的世界，不同的社會，你希望建立一個類似烏托邦之類的世界。另一方面，你同時覺得這個世界不只是在社會制度層面跟現(xiàn)在不一樣，甚至連生活方式、感覺方式都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藝術上、文學上、文化上你都要有一個跟現(xiàn)存的傳統(tǒng)，跟當時整個資本主義發(fā)展到那個年代的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樣的東西，你要顛覆它、打破它。所以曾幾何時，現(xiàn)代主義這個藝術文學潮流里面，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是左派。舉個很簡單的例子，蘇聯(lián)，我們都說現(xiàn)代文學理論最早的奠基者是俄羅斯的形式主義。俄羅斯形式主義要干的是什么呢？——幫文學找到它的主體性，這是非常激進的。這一幫人那么激進地改造文學理論，要為文學找到最激進的新的理論基礎。再看畫家，早期的俄羅斯的前衛(wèi)藝術多厲害，那幫人也是左派。建筑師里面，包豪斯那幫人是左傾的，所以不見容于納粹。而畢加索思想上也是一度左傾，其實只要看西班牙內戰(zhàn)你就知道了，一整代的左派知識分子都去參戰(zhàn)，都去幫忙西班牙共和軍對抗佛朗哥將軍。這幫藝術家、文學家都是同情左翼的。

再舉一個中國人熟悉的例子，魯迅。我們今天對魯迅的認識就是，魯迅憂國憂民，批判社會，寫雜文，寫《阿Q正傳》、《狂人日記》，批判國民性。但是我們不要忘了，魯迅當年寫這些小說轟動的理由，不只是因為他的社會批判，而且是因為他的形式。他根本是給中國文學帶來嶄新的形式。所以這就是現(xiàn)代主義跟左翼中間的一個隱秘的聯(lián)系。那個聯(lián)系的關鍵是想象力，我能不能想象出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包括在政治上、社會上、文化上和藝術上。伯格就是這一代人的殿軍，因為他其實不是那個年代活躍的人，但是他看到那個年代，因為他早熟，他接上了那個東西。

 編　者：那么到現(xiàn)在，所謂的左派是不是已經有所變化？比如說其所代言的主體。原來的左派，面對的是工人階級作為歷史的主體的興起，詩人和藝術家要為這個主體尋找新的語言。但是到現(xiàn)在，我們面對的是全球化。伯格的《抵抗的群體》一書如此解題：“我所謂群體意指一小群反抗勢力。當兩個以上志同道合的人聯(lián)合起來，便組成一個群體。反抗的是世界經濟新秩序的缺乏人性。凝聚的這群人是讀者、我以及這些文章的主題人物—─倫勃朗、舊石器時代的洞窟壁畫畫家、一個來自羅馬尼亞的鄉(xiāng)下人、古埃及人、對描繪孤寂的旅館客房很在行的一位專家、薄暮中的狗、廣播電臺的一個男子。意外的是，我們的交流強化了我們每個人的信念，堅信今天在世界上發(fā)生的事情是不對的，所說的相關話題往往是謊言?！蔽野l(fā)覺修辭上面有一個變化，從前講顛覆，講革命；而現(xiàn)在變成了要聚集所有的多樣性和所有歷史性的東西，抵抗一種平面的、抹平一切的市場經濟。這個時候所謂的左派，其代言的主體已經發(fā)生變化了。工人階級不再作為一個歷史的主體，而變成了全世界各地分散的、多樣的、不同訴求的被壓迫、遭損害的群體。讀伯格新近的作品，與讀他1970年代的《觀看之道》，感覺很不同。曾經還有一個讀者看完《抵抗的群體》之后問：伯格為什么要和馬科斯副司令通信呢？

梁文道：這種變化也是一個時代的變化，他這種人是經歷過幾個時代的左派。到了今天的左派里面，仍然要講工人階級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已經少之又少了。這是因為整個階級政治在今天的左派里面被弄得很復雜了。首先是身份政治的沖擊。1968年之后很大一個變化在于，女性主義來了，同志運動來了，環(huán)境保護運動來了，各種各樣反抗運動的出現(xiàn)，很難把它們都說成是無產階級。這個抵抗不再只是依據階級的抵抗，還是依據某種身份的抵抗，直到今天這還是左派的一個大難題。身份政治的關鍵是要承認，你要承認我的身份，我的主體性。階級政治強調的是再分配。Recognition跟Redistribution兩個Re，誰重要？或者兩個政治之間怎么協(xié)調？這是一個很難調和的東西。而伯格現(xiàn)在有這樣一個轉向，我覺得是因為他也看到了1989年之后，冷戰(zhàn)結束，左派曾經被人認為沒戲了，但是從2000年之后左派又有點回頭了，就是過了十一年，左派又看到了新希望，這個新希望就是西雅圖起義，WTO在西雅圖開會遭到數萬人聚集示威，從那時候開始了我們今天所知的反全球化運動。這個運動最好的總結，其實就是《帝國》那本書，他呼喚的不再是無產階級工人主體，而是“雜眾”（multitude），多元的雜眾。這些多元的雜眾包括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訴求，除了工人運動之外，還有農民運動，還有各種的新社會運動，都夾雜在一起。大家不必然分享共同的利益背景，不必然有共同的階級，但是大家可以串聯(lián)在一起，因為大家的目標一致。這個目標是什么？就是反抗全球化的經濟政治秩序，就是要對抗這股抹平一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