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于光遠回憶，1952年初，他形成了“中國資產階級可能在中國革命中和在新民主主義國家建設中，起一定程度內的積極作用，但是資產階級思想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建設卻不能起絲毫的積極作用”的觀點，然后他同王惠德研究，提出在《學習》雜志上發(fā)表些文章闡明這個觀點，王惠德贊成這個意見，隨后他們決定約艾思奇、許立群和吳江三人來寫。在約稿時，于光遠把這個觀點告訴他們，供他們參考，得到他們的認同，這三篇文章加上于光遠自己寫的一篇，一共四篇。

《學習》雜志第2期先發(fā)表了許立群的文章《駁斥資產階級的謬論——資產階級沒有向工人階級猖狂進攻嗎？》和吳江的文章《評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第3期發(fā)表了艾思奇的文章《認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性》和于光遠的《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除許立群用了“楊耳”的筆名，其余都署了真名。

四篇文章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但論述的角度和側重點各不相同。許立群的文章，駁斥了否認資產階級進攻的觀點，認為資產階級不是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發(fā)揮自己的積極性，而是“發(fā)揮自己階級的‘兩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動的一面，也就是破壞共同綱領、破壞國家政策法令的‘積極性’”。吳江文章主要是對資產階級的“積極性”作分析，認為革命勝利前后，資產階級的積極性具有其階級本性，這種積極性的性質是不徹底的、軟弱的、改良主義的。

艾思奇文章，著重說明資產階級思想沒有什么進步性的觀點，認為資產階級思想在本質上是反動的、腐朽的和丑惡的，沒有什么進步性、積極性。

這幾位作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以不同的方式參與過新意識形態(tài)的建立，在1949年以后發(fā)生的歷次思想文化批判運動中，都留下了許多文章。從他們的基本思路可以看出，雖然他們早年的教育背景都很好，但共同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出于年齡和學術沖動等原因，他們試圖在理論上創(chuàng)新，但他們創(chuàng)新的方向不是向著更接近歷史的真實狀態(tài)，而是相反?！秾W習》事件以后，延安知識分子的理論思維就變得更加實用和僵化，甚至連創(chuàng)新的勇氣也沒有了。

《學習》雜志第3期出版后沒幾天，當時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又是毛澤東秘書的陳伯達把于光遠找去。于光遠說，陳伯達告訴他：“這幾篇文章引起一些資本家恐慌，他們問發(fā)表這幾篇文章是否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本主義的政策變了。因為《學習》雜志是中共中央宣傳部辦的刊物，所以資本家有這樣的疑問。他說這個情況是統戰(zhàn)部辦的內部刊物《零訊》上反映出來的。他說，資本家的疑問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之后，毛主席認為你們犯了性質非常嚴重的錯誤?！?/p>

陳伯達還告訴于光遠：“毛主席認為上?！督夥湃請蟆飞习l(fā)表的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馮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確的。陳伯達說，作為一種補救措施，毛主席要你們在下期雜志上就轉載這篇文章，當然你們也要進行檢討，向讀者交代，而最急迫的事是盡快發(fā)表馮定的文章，表明這兩期發(fā)表的文章并非黨的政策有了變化，由《學習》雜志自己出來用行動糾正錯誤，挽回不好的影響。”

對陳伯達轉達毛澤東對《學習》雜志的批評，于光遠和王惠德在思想上還不能接受。于光遠認為，他們沒有認為資產階級不存在積極性，更沒有在文章中“否定資產階級在現階段還存在著兩面性，而認為只有反動腐朽的一面”，而且四篇文章沒有一篇不講民族資產階級有它的積極性，都寫了民族資產階級有它的兩面性。但是他們也不是完全不接受批評，因為既然資本家看了這些文章很緊張，引起他們的顧慮，說明雜志上發(fā)表這些文章的政治影響是不好的。既然實際效果不好，毛澤東批評就是有道理的，自己就應該反思。雖然于光遠不是很接受對他們的批評，但從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他們對資產階級及其思想的認識，的確是有問題的。

三  《學習》雜志事件的后果及影響

在新意識形態(tài)的建立過程中，延安知識分子總是以寧左勿右的思路完善和貢獻自己的理論思維，多數情況下，他們的思想迎合了高層的意圖，但也有不合的時候，《學習》雜志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實，于光遠他們當時對資產階級的認識和評價，也不是個別的。在此前后，沈志遠發(fā)表《論知識分子思想改造》14，與他們的認識非常相似，可見當時延安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是帶有普遍性的。

沈志遠在他的文章中說：“為什么我們的思想要工人階級化呢？我們保存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行不行呢？為什么一定要把我們的思想工人階級化呢？比如，現在的‘三反’‘五反’運動，從思想上說，就是要肅清一切資產階級的丑惡思想、反動思想——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享樂至上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