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要求會議討論決定兩個問題：一、派負責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向他們重申國民黨的聯(lián)俄政策，“若是丟開了三民主義那就不是聯(lián)俄而是降俄了”；二、應決定一個對共產黨的處置方法，“一黨之內不能主義與主義沖突，政策與政策沖突，更不能有兩個最高機關”。會議通過三項決定：一、在一個月內召開第四次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二、第四次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開會之前，中央黨部應裁制一切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三、派遣重要同志赴蘇俄，討論切實聯(lián)合辦法，其人選由政治委員會決定。

7 月16 日，汪氏向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報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經過》，他說：既然中共中央決定共產黨員退出國民政府，“便無異脫離本黨”，“在國民革命軍及各級政府機關中，亦無須存在”。同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向各級黨部發(fā)出兩項訓令：一、《保護共產黨員個人身體自由的訓令》，內稱：限制共產分子的提案是執(zhí)行黨的紀律，并非妨害共產黨員個人身體自由，若壓迫共產黨而妨害其身體自由，定要依法嚴辦；二、《保護農工之訓令》，內稱：國民黨中央并不因限制共產主義而停止農工政策之活動，對于農工團體，須極力保護，對于農工利益，須加意維持；若違背黨義，少加摧殘，唯有執(zhí)行革命紀律。

從7月中旬開始，中共中央、武漢各級組織的領導人和黨員，紛紛疏散到外地，轉入秘密狀態(tài)。7月27日，鮑羅廷和其他蘇聯(lián)顧問、共產國際工作人員被國民政府“歡送”出境，懷著悵惘與失落的心情，經洛陽返回蘇聯(lián)。加倫在回國之前，特地繞道上海，與蔣介石見了一面，他們的私誼并沒有受到政治的影響，蔣介石形容這次會面“實有黯然銷魂之感”，蔣介石說：“我們將來還有共事的機會，不必過于悲傷?！奔觽愓f：“但愿我們今日不是最后的一別，再會吧！” 7月底，羅易也離開了混亂不堪的中國，取道庫倫返回莫斯科。維經斯基比他們更早離開，6月底已經走了。

他們在中國有如燦爛的新星，突然迸發(fā)，但又迅速凋謝，消失在彌天大夜之中。他們的后半生與中國再無關系，鮑羅廷被斯大林送進了勞動營，并死在里面；羅易逃回印度，領導反斯大林運動，被英國警察關進監(jiān)獄，從此放棄了共產主義，潛心于人道主義研究；而維經斯基也脫離了共產國際的政治事務，改行從事教學研究，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

武漢雖曰“和平分共”，然上有毫發(fā)之意，下有邱山之取，腥風血雨，絕不和平。何鍵的三十五軍占領漢陽、漢口后，開始抓捕共產黨人了；鄉(xiāng)間的民團更是拿著雞毛當令箭，殘殺農會分子，毫不手軟，黃梅縣孔壟鎮(zhèn)已響起了殺人的槍聲。

汪精衛(wèi)提出“在夾縫中奮斗”的口號，一面厲行分共，一面麾軍東下，誓言把東征討蔣方針，貫徹始終。葉挺的第十一軍二十四師和賀龍的新二十軍，奉調九江，參與討蔣。但他們在周恩來、張國燾、譚平山、葉挺、朱德等中共黨人領導下，準備在南昌發(fā)起暴動；毛澤東也去了湖南，組織湘南暴動。

過去中共常批評孫文過于注重軍事斗爭，現(xiàn)在他們則以“進攻進攻再進攻”、“不停頓地暴動”作為行動方針，號召農民聯(lián)合城市工人、小商人和接近農會的土匪、會黨，實行廣泛的暴動。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fā)后，汪精衛(wèi)也斷然放棄了“和平”的面紗，開始大肆屠殺中共黨人和工農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