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檢舊篋，翻出不少近二十多年往來的書信，寄信人中不少是已作古的老先生，紙墨依然，斯人去矣，令人有不勝依稀之感。許多往事，猶如昨日，大抵這就是書牘留給我們的憶念。

在這些書信之中，有二十多年前上海陳聲聰（字兼與，當時已九十高齡）前輩給我的手書，有施蟄存、朱家、鄭逸梅、鄧云鄉(xiāng)、王鍾翰、周紹良、劉葉秋、顧學頡等先生的來函，有周一良先生病中用左手寫給我的便札，也有臺灣學者逯耀東先生在驟然去世前的華翰。至于在世師友和同輩朋儔的往還云箋就更是充盈篋中。每一封書信的背后都會有一段往事，那些活躍的、充滿著不同風格的文字，就像一串記憶的鎖鏈，將寫作者的音容笑貌帶至目前，一些若隱若現(xiàn)的生活場景在腦子里也被重作復原了。

自從電腦進入人們的生活，寫作者紛紛換筆，于是手書的信札就越來越少，而以舊式八行箋和行楷書寫的信件更是日漸稀少。但在我的一些年輕朋友中，也總有那么幾位仍不棄此道，不但字體秀美，行文駕馭的功力也是卓而不凡。每當收到他們的來信，總令我興奮，感到親切，當然也會珍藏起來。曾有人說，總覺得漢字應該是手寫的，電腦似乎破壞了文氣。在今天的電子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信息溝通達到空前的便捷，然而作為物象的書牘卻離我們越來越遠，不能不使人感到一種失落與遺憾。

書牘又稱尺牘，是一種重要的應用文體，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書以代言，言以達意，記事陳情，抒發(fā)胸臆，都將書牘作為載體。于是性靈溢于紙上，笑語生于毫端，對于接受書牘的人來說，開函誦讀，又有一種無比的親切之感。此外，中國的書牘又講究稱謂不訛、行款無誤、封緘有法、紙墨相宜，達到一種內容與形式的和諧與完美。因此可以說，書牘是具有文學、史學、文獻學、社會學、美學與藝術價值的綜合體。

書牘不僅有尺牘的別稱，千百年來還被譽為尺素、雁書、雁帛、雁音、魚雁、魚書、魚素、魚箋、鯉素、尺書、尺簡、尺翰、尺函、玉札、玉函、玉音、瑤函、瑤草、瑤章、瑤札、華翰、朵云、云箋、芝函、云錦書、青泥書、飛奴，等等，至于對他人書札的敬稱，更是不勝枚舉。

書牘的起源，以清代姚鼐的觀點，是周公的《告君》。書牘的最早形式，應該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國家之間和上層貴族往來的公書，后來在此基礎上，逐漸完成了公書的私人化和尺牘由貴族向平民的發(fā)展。明代被人們稱為尺牘的輝煌時期，在這一時期中，既有關注時政、針砭世事的淋漓之筆，又有論及學術、探究藝事、怡情山水、寄托情思的性靈之作，所涉獵的范疇極為廣博，兼及歷史、文學、哲學、思想、藝術等各個方面，如王世貞、屠隆、歸有光、李贄、袁宏道、陳繼儒、徐渭、湯顯祖等人，都可謂文風迥異的尺牘大家。像為人所熟悉的《玉茗堂尺牘》，就是湯顯祖的尺牘專集。清代秉承了明代的尺牘風格，有錢謙益、顧炎武、洪亮吉、吳錫麒、袁枚、李漁、俞樾這樣大家的作品。清代中葉以后，開啟了家書的興盛，例如最為今天讀者追捧的《板橋家書》和《曾國藩家書》等，這種家書中闡述的訓誡已遠遠超出家庭的范圍，而得到了社會的認同。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八年抗戰(zhàn)，大后方與淪陷區(qū)音信阻隔的艱難，一封能夠知悉骨肉親人生死存亡的家書，其價值又何止萬金？前時接到南京卞孝萱先生的書札，提及他在抗戰(zhàn)期間曾函請邵祖平教授為母親做壽賦詩，此函經一年時間輾轉萬里竟未失落，邵教授接到信時卞先生高堂的壽誕之期早已過了。于是回信中才有了“緘書秦蜀驚遙遠，萬里云飛一鴻”的感嘆。其實抗戰(zhàn)期間這樣的事例很多。更遑論古代通訊不發(fā)達，即使在平時，云山睽隔，借寸楮以報平安也不容易，一封書信可以上清末開辦郵政之前的信柬，信封左上角的“酒資例付”即是郵資已付的憑證紓父母之遠念，下慰兒女之孺慕，魚鴻尺素也就成了維系人們思想情感交流的唯一介質。說到情，書信尺牘中最能夠表達各式各樣的情，諸如親情、愛情、友情、柔情、豪情、閑情，等等，于是尺牘書信也就成為這種情感宣泄的載體。尺牘書信也不僅僅作用于異地的音信互通，即使是近在咫尺，有時也能傳布不便于交談中直接表達流露的感情和語言。

尺牘與文章的區(qū)別大致在于前者是寫給特定對象閱讀的，而后者是寫給大眾看的。舊式文人的書札互往，除去禮節(jié)之外，還有一種情調，或者說是一種文化底蘊形成的情致。尺牘雖只言片語，也可見其心緒與憂患，人情冷暖也隱含其中。以詩詞代書的形式也是中國尺牘常見的體裁，例如廣為后人傳頌的李商隱《夜雨寄北》，顧貞觀《金縷曲》等，都是情真意切、極為感人的詩詞尺牘。明清以來還有大量的書札尺牘論及學術，直抒個人的學術觀點和見解，成為治學論藝文章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明代董其昌關于書畫方面的論述，就多見于與友人的往來書信之中。清末繆荃孫的《藝風堂友朋書札》，收錄了當時著名學者一百五十七人的數(shù)百通論學書札；《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則容納了極為豐富的版本學資料。因此可以說，歷代尺牘的內容之中，絕對不止于音信傳遞、事務往還、道德訓誡等，我們可以從尺牘中了解世情實事、學術動態(tài)、掌故軼聞等諸多信息，搜尋到前人生活最可靠最真實的軌跡。

新文化運動以來，白話文體的尺牘別開生面，將這一溝通人際關系的媒介賦予更多的文學色彩，例如胡適、俞平伯、朱自清等人的書札言簡意賅，極富當時的時代氣息，少了幾分舊時的繁文俗套，多了幾許新的思想和真情。二三十年代的文化人書札，可以說是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忽略的組成部分。還有著名的傅雷家書，雖然是寫于思想受到禁錮的年代，然而透過父母對子女的諄諄囑咐和無盡關愛，展現(xiàn)出的卻是寫作者自身博大豐富、細膩深邃的感情和思想境界。

書牘之美，在于不受任何形式的束縛，可以任意揮灑，可以傾訴己所欲言。字里行間，處處滲透著情感的宣泄。六十年代末，我在北疆大漠，偶爾收到遠方親人和摯友的來信，當時那種興奮、感動和快樂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天涯咫尺，似乎一下子縮短了距離。近些年來，每逢春節(jié)，總會收到不少賀卡，雖然用料奢華，印制考究，終不及在元旦時收到幾封賀年的彩箋來得高興。那箋紙是精心挑選的齊白石人物畫，憨態(tài)可掬，生動傳神；抑或是淺紅色的云箋，也給人一種溫馨與和煦之感，寫上幾句不落俗套的寄語，著實增添了些許年意。

在我保留的信札之中，有數(shù)通上海金云臻先生寄給我的詩札。金先生是滿族貴胄，后半生一直寓居上海，我們雖然書信來往很長時間，但從未謀面。1987年我去上海，才與老先生見面，那時我住在上海文聯(lián)的美麗園，每天下午總與他相約園中茶室，品茗清談，甚為愉悅。我回來后，老人常常來信，并有詩札附于函中。一些日?，嵭技毷?，諸如他赴真茹（上海郊區(qū)）買菜，等等，也有小詩敘述其詳。那詩詞是用他保存多年的舊時彩箋書寫的，詩好，字好，紙也好。金老先生并非從事學術研究者，卻有一肚皮的掌故舊聞，從書札也能見其舊學功底的深厚。

舊時的書札也有很多格式上的講究，如上款的各種不同稱謂、敬辭，正文后的各種申悃和請鑒、問候，下款署名前的各種謙稱，等等。這些東西距離我們今天的時代已經是那樣陌生和遙遠。我們今天互通音信，可以不再講究這些繁文縟節(jié)，但對這方面的知識還是應該有所了解的。尤其是在不甚明白之前不要隨便亂用，以免鬧出笑話。五十年代，許多郵局的門前還有代寫書信的，那時我還小，也喜歡站在背后看人寫信，那寫信人起始的第一句話總是什么“父母大人尊前敬稟者”或“父母大人膝下敬稟者”之類，讓我感到十分困惑和不解。其實這種程式化的虛套在現(xiàn)代社會就大大可以廢除了，書牘留給后人最珍貴的當是真摯的思想情趣和自然流露的性靈光輝。

書牘的講究不僅在行文的流暢、文辭的典雅、稱謂的得體，還要講究法書的藝術。一般來說，法書宜用楷書或行楷、行書，尤其對尊長或新交，忌用草書。原因很簡單，是讓人一目了然，閱讀便利，也是對他人的尊重。信箋的式樣雖多種多樣（舊時公文多用十行箋，而私牘多用八行箋，根據(jù)箋紙大小不同，分為大、小八行），但對尊長或新交則宜用朱絲欄的八行箋，而用于吊唁或自己在服中（即為父母長輩戴孝期間）的信札忌用朱絲欄而改用烏絲欄。箋紙的折疊應是字跡向內，先一直疊，次一橫折，大小略如信封。這是最為禮貌的式樣。若是字跡向外則是反折，用以報兇或表示絕交，最應避忌。

一通書札能反映出人的個性與文化、審美與情趣，同時也反映了一個時代的大背景，難怪周作人認為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對書信尺牘的收藏與研究近年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而作為傳達信息和溝通感情的形式卻離我們越來越遙遠，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和悲哀。當我們坐在電腦前打開自己的郵箱，看著熒屏上過往即逝的Email郵件時，是不是還能想起那舊日韻味深遠的尺書鯉素而多少產生一些懷戀之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