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寫稿子，提及“七十年代”，編輯非要添加“上世紀”字樣，弄得像在寫古代。有時回想“文革”過后的種種人事，包括空氣中那么一股子莫名的亢奮，跟今天比，也真仿佛是古代。

“古代”的朋友們還活著，譬如星星畫會那幾位。九十年代初——又得寫明“上世紀”！——我在紐約林肯中心音樂廳人堆里一眼瞧見馬德升，彼此握手拍打，好高興，他身后站一位臉蛋紅紅的法國姑娘，那么淳樸地笑著，聽馬德升說“這是我媳婦！”她就用力點點頭。幾天后，兩口子在佛羅里達出車禍，馬德升原先的雙腿殘廢，成了全身殘廢。

星星畫會的好幾位成員都去了國外：王克平、馬德升在法國，曲磊磊在英國，黃銳似乎去了日本，阿城、嚴力、艾未未分別久居洛杉磯和紐約?，F(xiàn)在王克平、馬德升仍然留居法國，其余幾位又都陸續(xù)回來了。

我們這些蒼蠅??！

上個月和阿城聚會，說起再老下去會不會色盲，抹了顏料都偏紅，卻是看不出來，阿城沉吟道：恐怕難免。“星星”起事那年我二十六歲，他三十歲，剛回北京，沒工作，閑著，正宗“知青”轉為正宗“社青”。“社青”，也古代詞，今語即盲流、無業(yè)者、閑散人員。

1979年冬末的一夜，中央美院學生會忽然請到以上幾位“星星”英雄，臺上一排坐開，我底下瞧著就興奮起來：這不一伙老社青么？其時我結束八年農(nóng)村生涯，進了美院，算是身屬官家的幸運兒。那夜送諸位英雄到門口，校園濃黑，曲磊磊轉頭對我說：還是你們好啊，你們考上了。

如今大學請來的全是學者教授之流，“上世紀”學院講臺卻坐著這樣的烏合之眾，當場叫囂。只聽馬德升扯著嗓子咆哮道：“官方畫家徹底完蛋！搞什么藝術！就知道他媽掙稿費！”——那時哪來畫廊和拍賣行呢，除了工資，窮畫家確是接點連環(huán)畫掙稿費……黃銳也句句不買賬，可惜遠在“古代”，此刻記不確。王克平穿著才剛時興的喇叭褲，坦然四顧，神色介于流氓和公子之間。阿城說話，鎮(zhèn)定、清晰，南方不易見到這樣無畏而老成的青年。不知為什么，初起我認定他是四五運動天安門廣場的講演者，聽他說下去，才知道他是遠赴云南的老知青，泡了整整十二年。

他們一律是北京人。“他媽”之類，輕快帶過，“稿兒費”，卷舌，字字重音。全中國，也就北京盛產(chǎn)這類出言不遜的逆種，且多有文藝干部子弟：曲磊磊的父親即革命小說《林海雪原》作者，王克平的父親據(jù)說是駐印尼大使，阿城出現(xiàn)，美院上歲數(shù)的老師說，哦，原來是鐘惦的孩子。鐘惦？前輩于是打比方：就是當年電影界首席大右派，等于美術界江豐。

明白了，原來是老左派。1949年，他們成了解放區(qū)派來的軍事委員會官員：艾青接管中央美院，江豐接管杭州藝專，鐘惦接管電影界。1957年三人全都成右派，而今右派的兒子長大了。

我記得黃銳與馬德升是工人。不久，在哪條胡同撞上黃銳支著架子畫雪景，有天夜里，還瞧見馬德升正在美術館后街柱著雙拐一挺一挺奮勇走。他永遠穿著綠軍裝，消瘦見骨，眼睛亮，咆哮時雙頰泛起紅潮，我無端覺得正像俄國小說里患著肺癆，同時激烈辯論的民粹黨人。

那天我臺底下就給這五位草寇畫速寫。

1979年秋“星星”起事，我在上海，不曾見，那時媒體不報，更沒網(wǎng)絡，回來聽得眾人眉飛色舞講：怎樣先給美術館攆出來，怎樣立刻在大街上布展，北京市民又怎樣圍得里三層來外三層……趕緊打聽，結果是江豐做主，親自寫了序，展覽給挪到北海公園畫舫齋。趕緊去，果然里三層外三層，好不容易擠到畫跟前，又給別人的左膀右肩彈出來，那年頭，男人們個個穿著中山裝。

“文革”后首次在野畫展不是“星星”。1979年春節(jié)前后，上海黃浦區(qū)文化館舉辦的“十二人畫展”才是頭一回。上海人里自有民國油畫的隔代知音，氣候變了，他們就把“文革”期間偷畫的風景靜物畫亮出來；北京的野種則挑明了玩兒政治，作品不細說了，國慶節(jié)后“星星”團體爭取“藝術自由”的大游行，上海人是既不敢，也不作興，北京地面卻似真有五四的遺傳在。后來有張照片不知誰拍的，黑壓壓游行隊伍，為首站著馬德升，遠離眾人，撐著雙拐堵在市政府大門前。

1980年，各種在野團體鬧起來：無名畫會，油畫研究會，同代人畫展……后兩個團體多是中央美院或老附中師生，無名畫會則十九是野種，主將之一馮國棟，供職清潔公司，掃大街，去年我接到他葬禮的通知，因在外地，沒去成，想起他那幅憤怒的畫——純色，粗線，畫一把開裂的掃帚，一張倔強的苦臉。

我記得他們最激烈的作品。王克平的木雕在當時絕對挑釁，可比正面吐來的唾沫，沒商量。馬德升的小木刻粗糲而純真，畫自己在斗室畫畫，與民國左翼木刻神似。我記得凝視這張畫時怎樣感動，想起我正在美院磨素描，心里覺得可恥。

為什么我沒參加？1980年美院老附中的孫景波、王懷慶拉我加入“同代人畫展”，我從拉薩寄了速寫去，但并不覺得入伙，后來聚會仍習慣說：“你們同代人。”我會交朋友，但于團體，向來漠然，習慣一個人。國中文藝圈可尊敬的團體或許不少吧，但我從未在內(nèi)心輕微嘲笑過的，唯“星星”與“無名”。

設在798廠區(qū)的“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11月就要開張了。頭一場派對是“八五運動”盛大紀念。很好，終于熬到這一天，不但國際承認，而且是在咱中國地面上以“國際”的規(guī)格，隆重承認。但是“運動”過去有，將來興許還會有：不管什么運動，不管為了什么?！靶切恰眲∏楹茈y再上演，除非全社會回到1979年。

而1979年的種種騷動與可能性，也沒有了:普天之下莫非學院，野生動物瀕臨絕種了，除非歸順體制，哪來別的出口。這是進步與自由么？在下不敢說不是。不過諸位明鑒：這是被恩準、被控制的偽自由。1979年的野種們血脈賁張，竭力證明自由是站出來抗爭，不看人臉色，不靠權謀，不投機，甚至，不是為了藝術。

“在野”一詞早已不再被使用，或為煞有介事的曖昧詞語——主流、非主流，體制內(nèi)、體制外——所替代。唯1979年，“在野”二字確曾閃爍一時，獲得真實的價值。那不是詞語，而是活生生的人。眼下除了農(nóng)民工，文藝圈哪來真的草寇？誰敢大庭廣眾朗聲叫罵：“你們完了！就知道他媽掙錢！”

是在進步。無須叫罵的時代確實進步了。八五運動不是草寇運動，初也混雜、幼稚，繼之彼此不服，事后爭功，但參與者大致是學院師生和部分開明的美術黨官；論起事的條件、規(guī)模、理論和目標，則八五運動遠遠超越在野群體，后者只管叫囂，沒理論，豁出去再說。終于八五運動開花結果，“走向世界”，在野群體鬧了兩三年便即息鼓四散，其中幾位主角出國，是為涉外的婚姻。

不論“星星”還是八五運動，近三十年來各路闖禍胚子的曖昧空間與真正后援，來自“境外”，區(qū)別只在聲援的方式與規(guī)模。1982年，著名星星女畫家李爽刑滿出獄隨法國夫婿飛臨巴黎，法國人在機場盛大歡迎：那場婚姻驚動了良鄉(xiāng)監(jiān)獄，也驚動了當時的法國總統(tǒng)和鄧小平談判。2007年，則“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在中國的公開設立，是為西洋人就近撥弄中國藝術的大手筆，而八五運動的幾位“元老”，早已在西方體制名單中各占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