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日本江戶時期，天明四年（1784），九州的志賀島出土了刻有“漢委奴國王”五個字的金印，這是個有名的故事。《后漢書· 光武帝本紀》中說

——中元二年（57）春正月……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

光武帝之死是在次月。日本的使節(jié)到達朝鮮半島的樂浪郡，被郡里的官員帶到了洛陽。金印和后來的卑彌呼、邪馬臺國問題一樣，自古以來就是研究和議論的對象。不管怎樣，一世紀初，日本逐漸開始受到大陸文化影響是無可辯駁的。

光武帝作為東漢第一代皇帝，在位三十三年。在東漢約兩百年間，始祖光武帝在位時間是最長的。光武帝享年六十三，在東漢所有皇帝中是最長壽的。二代明帝死于四十八歲，這是壽命第二長的皇帝。此后，東漢十一個皇帝中就沒有超過四十歲的了。

在即位的年齡上，第一代光武帝和二代明帝都是三十歲即位，三代章帝是十九歲。不過，章帝之后的十個皇帝中，十一代的桓帝十五歲即位，算是最年長的。東漢的情形是幼帝接連登基，而大部分又早死，比較讓人憋氣。

被更始、赤眉蹂躪過的長安徹底荒廢了。于是，東漢把洛陽定為國都。在選擇長安還是洛陽作為國都的問題上，西漢高祖劉邦取得天下后就曾引發(fā)了相當大的爭論。與周圍開闊的長安相比，洛陽被圍在一個狹小的地方，因為這個理由，西漢最終確定長安為國都。應該說，長安適合擴張的時代，而洛陽則適合緊縮的時代。

按現在的話來講，光武帝選擇了“小政府”。先不說王莽的周制如何，西漢晚期的官僚機構就已經極其復雜，因此皇帝的權限受到了制約。光武帝也是希望通過精簡政府，從而擴大皇帝的權限。不管是哪朝哪代，要做到這一點的前提都是皇帝必須具備優(yōu)秀的領導能力?；实酃倘荒茌p易地把小政府掌握在手中，但同時以皇帝權威為后臺的勢力也很容易插手小政府事務。這種勢力指的就是皇帝的私人助手——外戚和宦官。

學過歷史的儒生光武帝對西漢的滅亡大為不滿。歷經二百多年，漢對大臣們恩寵有加，但行將滅亡時，抵抗的人士——按光武帝的看法——少得可憐。王莽長期謀劃偽造圣天子傳說，分階段拔除廷臣，非常狡猾。然而大臣們完全被這些伎倆耍得團團轉，這也太說不過去了。

士人缺乏骨氣——這是光武帝分析出的西漢滅亡原因之一。從漢武帝時開始，儒家被國教化，但滲透卻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王莽巧妙利用了這一點。所以，光武帝打算強調儒家思想中的“君臣之義”，培養(yǎng)骨氣之士，使之成為東漢王朝的棟梁。硬派的儒學自然就受到鼓勵。沿承西漢慣例，朝廷讓高官和地方長官推薦孝廉、賢良、方正之士，對骨氣的注重程度超過對他們的學問和才能的重視。

比起西漢的華美，東漢是個樸素的時代，東漢人以此自豪。《漢書》的作者班固（32—92）的《兩都賦》和張衡（78—139）的《二京賦》都展開了對長安和洛陽的比較。就像是注定了的，踏實風格的洛陽與虛浮的長安相比，總是處于勝者的位置。而對國都的比較，自然就是對時代的比較。

緊接著東漢之后的是三國時代。而三國歸晉后，有個叫左思的文人創(chuàng)作了比較三國國都的《三都賦》。于是有個典故說，因為這是了不得的名文，人們爭先恐后地買紙抄寫，為此洛陽的紙價飛漲。暢銷書被形容為“洛陽紙貴”即由來于此。

東漢的大發(fā)明以“紙”為最。此前普遍都是在木簡和竹簡上記錄，只有極其重要的事情才被寫在高價的帛上。除了體積過大的缺點，竹子的處理也很費人力，保存還需要場所，查詢、參考也非常不便。而因了紙的發(fā)明，學問的普及是不言而喻的。紙的發(fā)明者據說是蔡倫。蔡倫雖是宦官，卻是個有才能的人物。也有說法認為在蔡倫以前就已經有類似于紙的東西，他只是對此進行了改良。蔡倫以舊漁網、樹皮、麻為原料造紙，根據記載，他將此獻給和帝是在元興二年（105）。不管此前究竟是否存在過不完整的紙，可以認為，為人類文化做出巨大貢獻的紙是在大約二世紀初，在中國的東漢時代誕生的。

光武帝對軍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廢止了郡兵。這就正式廢止了西漢的全民皆兵制，使中央軍隊直屬于皇帝。這樣一來，能夠調動軍隊的就只有皇帝了。王莽晚期，赤眉綠林等動亂原因之一，就是各地都有在全民皆兵制下受過軍事訓練的退伍兵。這是光武帝從自己生活的時代學到的教訓。

2

光武帝因為故鄉(xiāng)南陽和洛陽很近，所以時?；厝ァf有一次，親戚里的老太太們對他說

——文叔（光武帝的小名）小時不但很謹慎，人品忠厚好說話，而且又老實又柔順，誰能想到他竟然做了皇帝！

光武帝沒有故作豪放地去結交他人、增大自己實力，老太太們對此感到很驚奇。光武帝聽到這番話后，笑道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這番話可在《后漢書》中看到。所謂柔道，通俗來講就是不強求。不過既然做了皇帝，就必須施行政治。對軍制的改革，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將軍們不會抵制。可能是光武帝在付諸實施之前就做好了通氣等準備工作。

在內政的改革中，光武帝屢屢下發(fā)解放奴隸的詔書。他從赤眉、綠林的經驗教訓中感受到，跌到最底層的人們是因為絕望而叛亂，所以決定盡可能地減少最底層奴隸的數量。解放奴隸在光武帝的思想中也是有根據的。此前殺害奴婢無罪，被視為小事一樁，而在建武十二年（35）的詔書中，他規(guī)定

——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他多次下發(fā)解放奴隸的命令，不過也沒有遇到什么抵制。大地主也是大奴隸主。只要上報自己已經把奴隸恢復成自由民，朝廷就不會追究此前一直強迫奴隸勞動的事情。解放了的奴隸很快恢復了自由身，但很難找到工作。

與此相對，建武十五年（39）的土地所有限制政策遭到了很大的抵制。因土地兼并日益加深，光武帝命令調查耕地和戶籍。大地主因賦稅重，基本上都只申報很少的數量。而絕大多數既非大地主亦非豪強的農民中，佃戶占了很大一部分。他們根本交不起稅金，但調查開始后就不得不納稅。為此，各地造反又起。

光武帝巧妙地平定了造反。五個造反者只要殺了一個造反者，就不再被問罪。以此來達到使造反團伙內部分裂的目的。另外，造反發(fā)生地的地方官吏不被追究責任。王莽晚期的造反浪潮中，地方官因被問責而走投無路，連他們都加入了造反一方，這種例子并不鮮見。被認定是勾結豪強、申報作假的十幾個高官受到了處分，于是造反基本就結束了。

此后光武帝再也沒有進行土地強制調查。這是為了避免觸發(fā)問題的誘因，是以所謂柔道施行政治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