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繼畬逝后三年，郭嵩燾于1876年出使西洋，親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實際情況，印證了《瀛寰志略》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描述，在給國內(nèi)的信中感嘆地說：

“徐先生未歷西土，所言乃確實如是，且早吾輩二十余年，非深謀遠慮加人一等者乎？”

郭嵩燾按照其時的積習(xí)，將旅歐時每天所寫的日記稍作整理，定名為《使西紀程》，抄寫一份，寄回總理衙門。這看起來有點像福澤諭吉的《西行記》，事實上也一點不遜色于前者。

應(yīng)該說，郭嵩燾的情報工作搞得相當(dāng)不錯，或許是為了讓更多的官員了解情況，當(dāng)時的外交部總理衙門就此將書刻版付印。但是沒想到還是有許多人跳出來痛心疾首地責(zé)罵此書敗壞風(fēng)氣，其時戶部一位名為李慈銘的官員聲稱“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此所為頑固派慣有的反應(yīng)。

跳腳的自然并非李慈銘一個人，有清一代涌現(xiàn)出無數(shù)讀書讀傻了的清流們。于是噼里啪啦地一通奏折，光緒皇帝最后居然下令銷毀書版（板）。

一本又一本的國家之書，不見于廟堂，不見于民間，只流落到若干精英人士手中，然后就此灰飛煙滅。一個本可以挽回的時代無可避免地以加速度的方式墜落了。

此后一年，曾紀澤游歷國外歸來，在香港寫下了《中國先睡后醒論》，認為中國已經(jīng)從睡夢中醒來?？上У氖牵粌蓚€人的醒來終究變化不成一個國家的醒來。

還要再等三年，梁啟超入京會試，返程途經(jīng)上海，才“從坊間購得《瀛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這部“注定要成為整整一代中國文人最重要的世界地圖集”，此時已經(jīng)出版了近半個世紀。

那些遲到的書和先進的人跌入歷史的黑洞中，無言長嘆。150年后，那些人成了古人，那些書成了古籍。有一個名為鐘叔河的人將這些書收攏來，編著成《走向世界叢書》，居然立

刻洛陽紙貴，許多中國人是第一次看見這些書，那曾經(jīng)沉寂過的文字居然又一次讓年輕人們感受到“那個禁錮封閉時代的一股新鮮之風(fēng)”。這些書從此改變了又一代人的命運和走向。

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還是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