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Liberty）者，無阻礙之謂也。故其詞，于有理性及無理性之物皆可以適用。外為外力之所限，而行動不能出乎某一范圍，吾人即謂之為無出此之自由。例如生物之遭縲紲監(jiān)禁，與水之貯于池中，皆可謂為失去自由，蓋使無此外來之阻礙，則其行為、流動，必不止于此也。若夫阻礙之生于本體內(nèi)者，如巨石之靜止，病夫之在床，則吾人不復謂其乏動之自由，而謂其為乏動之權力。

準此，故“自由人”（free man）者，乃一人于其智力之所及而愿做之事，能做之而無阻之謂也。但凡與“動”無關者，即無受“阻”之可能，故自由云云，只能施于物體，非然者則濫矣。如云自由（free）的贈品，非謂贈品有何自由也，乃謂贈與者非受迫而贈之。又如云自由的談話，非謂唇齒有何自由，乃謂談話非系受迫而如此說耳。故自由志意（free will），非志意有何自由，乃其人得為其所欲為而無阻也。  

恐懼與自由可以并存。譬如舟人，懼舟之將沉，而投其貨物于海中，此亦自由的行為，蓋彼如不愿拋棄，盡可不拋之也。又如因恐被拘捕而還債，既無人禁其不還，則其還也，固亦自由之行為矣。故在一國之中，人民因懼刑罰而為之事，皆屬自由之行為，蓋彼固有不為之之自由也。  

必要(necessity）與自由，亦可以并存。如水之就下，有其下之自由，亦有其下之必要；同理，凡人之自愿的（voluntary）行動，其志意必發(fā)于一原因，而原因又有其原因，此鎖鏈極端之一環(huán)，乃在上帝之手，即為一切原因之原因（cause of causes），故人類一切行為，皆出于必要明矣。雖人之行動，往往非奉上帝之命令而行，然其為此，必由于一種嗜欲，而嗜欲則固無不由上帝之志意而來也。設使人之志意，不由上帝之志意為之前定，則人之自由，豈不將與上帝之全能自由沖突矣乎?  

人類為求得和平而保有之，乃建立一機械人，名之曰國家，更進而設立若干之機械的鎖鏈，名之曰國法（civil laws）。此鏈之一端，乃以之系于統(tǒng)治國家者之唇，其又一端，則系于各人之耳。此種連接，本非甚堅，然破壞之固易，而破壞后之危險亦至巨，因而得以維持焉。  

今吾所欲論之人民的自由，即就此維系術而言之，蓋無論何國，未有能以法律將人之言行一一為之規(guī)定者，因此，凡律之無規(guī)定者，人民得以其理想而為最有利于己之措置也。吾人如以自由之義為身體之自由，則一般之人，固未受拘禁，未被縲紲，尚何自由之求耶?如以自由之義為可以不受法律之制裁，則人人將返乎自然，更為不通。然而方今之世，一般人乃竟存此不通之見解，殊不思法律茍無兵刃為之保障，則無以執(zhí)行之，是故人民之自由，僅限于統(tǒng)治者所不過問之行動，即買賣也，契約也，居處、飲食、營業(yè)之選擇也，子女之教育也，以及類此之事。  

此等自由未嘗限制統(tǒng)治者生殺之大權。蓋統(tǒng)治者，對其臣民所加之處分，無論如何，不為不義，不為傷害，前文已詳言之矣，統(tǒng)治者之一切行動，無不由于人民為之主動，故其權利無所不包，而僅為上帝之自然律所限耳。故在一國內(nèi)，統(tǒng)治者殺一未犯罪之人，其對死者不為傷害。類如大衛(wèi)王之殺尤利亞，因尤利亞已以殺人之權予王，故王對之不為傷害，唯因其違反乎自然之律，故王對上帝為傷害。是以大衛(wèi)悔悟之后，乃曰：“帝乎，吾對爾犯罪矣！”又如雅典之市民，對其國內(nèi)有為之士，不必因其為惡，每因懼其為惡，而遂加以放逐；甚至如阿里斯太地，因正直著名而見逐，海坡博羅因善于嘲謔而見逐，彼雅典市民，唯知懷其貝殼，書其所欲逐者之名，而投之市場耳，初不必指明其罪也。然謂享有統(tǒng)治權之雅典市民無權以逐人，不可也，謂雅典無為正直人及滑稽家之自由，亦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