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爾德原本打算把賓夕法尼亞也收入囊中，但是，隨著他的西部戰(zhàn)略遭受致命性的打擊，再加上媒體的金融新聞頭條都在揭露他在黃金囤積案中破壞市場的行為，賓夕法尼亞和俄亥俄兩個州的立法機構都迅速地讓他的這一希望破滅了。賓夕法尼亞鐵路逃脫古爾德的夜襲也標志著湯姆·斯科特獲得支配地位的最后一步——1874年，他接替J.埃德加·湯姆森成為了賓夕法尼亞鐵路的總裁。與保守的湯姆森正好相反，斯科特是一個鐵路總裁兼投機商的典范。在他的強力扭轉之下，賓夕法尼亞鐵路董事會從原來狹隘內向的路線轉而擬定了一個幾乎不計后果的擴張和圈地計劃，旨在把賓夕法尼亞鐵路變成在全國范圍內擁有支配性地位的鐵路。

從那時起，美國的鐵路戰(zhàn)爭就像是中國的圍棋游戲一樣：棋手通過側冀包圍和圈占對手的地盤來獲勝。在這場領地優(yōu)勢爭奪戰(zhàn)中，新的鐵路線的規(guī)劃建設遠遠早于運輸業(yè)務的需要，但通常又被拖延甚至最終放棄。但是鐵路的運載率卻持續(xù)下跌，經常低到不可思議的水平，所以鐵路的擴張只能通過摻假的資產負債表和欺騙債券持有人的方式來籌集資金。在19世紀剩余的那段時間里，扼制古爾德“直奔要害”的競爭方式成為了皮爾蓬·摩根的偉大事業(yè)。到他最后成功的時候，美國的鐵路已經為整個美洲大陸的經濟迅猛增長提供了動力，而這一增長也成為那段時期的一個標志。

古爾德在伊利鐵路公司又干了兩年，多多少少又做了些鐵路總裁的工作——規(guī)劃了一些延伸線路，研究了鋼軌的優(yōu)點，也參與了一些旨在對付一個不配合的分支機構的股市強盜行為。但是，多年的臭名、大肆盜用公款的行為以及可恥的背叛行為都讓股東，甚至是那些非常冷靜的歐洲股東對他徹底失去了耐心。

威廉·鄧肯——朱尼厄斯·摩根在鄧肯·謝爾曼的公司里的長期同事，此時正在計劃公開介入伊利鐵路公司。他找到了古爾德，并提出了一個方案，那就是用一個能夠重新贏得海外投資者信心的董事會來取代現有的董事會。古爾德向朱尼厄斯征求意見，朱尼厄斯也極力敦促他在1870年進行公開的董事會選舉。（有人懷疑朱尼厄斯是在玩兩面派，他知道他給古爾德提的建議會讓他敗落。）與此同時，古爾德先前在伊利鐵路西線上的一個盟友詹姆斯·麥克亨利也決定發(fā)起一場“政變”。他聯(lián)合了一家持有大量伊利股票的重要的德國銀行比朔夫海默-戈德施密特，并且開始在倫敦和柏林到處搜尋伊利公司的股票以發(fā)起一場對抗活動。伊利公司的律師富蘭克林·雷恩——與古爾德和菲斯克一起組成伊利公司三人執(zhí)行委員會的第三人——也悄悄地與麥克亨利結成了聯(lián)盟，但同時還假裝保持著對古爾德的忠誠。

1871年夏天，古爾德又遭受了一個打擊：一份泄露出去的備忘錄暴露了特威德一伙人侵吞紐約市的大量公款這一事實。讓所有人都感到吃驚的是，一股改革的旋風讓特威德在那年秋天的選舉中就下了臺。特威德逃離了美國，古爾德豢養(yǎng)的法官也被趕下了法官席。

接下來，古爾德又失去了吉姆·菲斯克。在菲斯克、約西·曼斯菲爾德和內德·斯托克斯——曼斯菲爾德的另外一個情人——之間發(fā)生的一場混亂的三角戀愛鬧上了法庭，哄動了媒體。菲斯克顯然是受害的一方——曼斯菲爾德正在把他的錢轉移給斯托克斯，而且兩個人還試圖勒索菲斯克。斯托克斯先前已經提起了一項針對菲斯克的控訴，但當案子轉而對他自己不利時，1872年1月，他在他的旅館里伏擊并射殺了菲斯克。旁觀者吃驚地看到古爾德在菲斯克的床前情不自禁地失聲痛哭。沒有人能夠理解這兩個人之間的關系，但是自從菲斯克死后，古爾德在應對海外股東的攻擊時好像莫名其妙地顯得非常被動。

古爾德被顛覆的細節(jié)說明伊利鐵路遭到了一些卑鄙的魔鬼的詛咒。比朔夫海默組織了一個賄賂行動，把董事會里忠誠于古爾德的人全部收買了。有兩個不同的代理人來競爭這次賄賂行動的中間人的角色，還有一些狡猾的家伙在爭搶這次預期的奪食大戰(zhàn)中掉下的殘渣。西蒙·史蒂文斯，也就是皮爾蓬·摩根還年輕時和他一起在內戰(zhàn)中把自己的霍爾來復槍賣給政府的愛國人士，此時作為一個重要的中間人突然出現了。在被州立法機構的一個委員會問到股東們反叛的原因時，史蒂文斯回答得非常簡單：“他們已經聽到了最令人難以置信的報告，說控制鐵路的官員從鐵路上拿了巨額的錢，還想把他們的朋友拉進來?！惫艩柕码x開后，比朔夫海默最終與伊利鐵路簽署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投資銀行合同——一個為期50年的服務合同，承諾的服務費率非常高，而且實際上不用承擔任何義務。該公司毫不避諱地說，這個合同就是為了補償其高額的賄賂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