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貴族和農奴從1462年伊凡三世即位到1689年彼得大帝即位，專制體制戰(zhàn)勝了舊貴族的對抗。舊貴族的世襲地產，變成了軍役地產。至該?期結束為止，這兩種貴族和兩種地產漸進地趨同：世襲貴族經常提供軍役；軍役貴族也經常獲得世襲地產。

這個重要的社會過程與農奴制的增長相伴而生。俄國的經濟因素和政治動蕩迫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向大地主請求保護。農民將接受一份以產品和在地主的自營地上服勞役的形式支付租金的合同，以此來作為必須在數年限期內償還的有息貸款或附加額外義務的貸款的回報。至17世紀早期為止，農民在償付所有債務前是不能離開土地的，但是由于債務經常大得難以償還，因此農民實際上根本不能離開。

當沙皇將地產授予新軍功貴族時，這個過程便加速運行。?非有農人勞作，否則地產并沒有多好。在16世紀和17世紀嚴重的農業(yè)和政治危機中，是政府幫助軍役貴族將農民留在原有土地上。因為農民要繳納大部分稅收，如果將農民留在原有土地上，那么政府收稅也更容易。佃農離開地主越來越難，至1649年，逃逸途徑已經完全被封閉，農奴被禁錮于土地。農奴的身份變成世襲身份，農奴的孩子也像其父母一樣在該地產的人口普查簿上被登記為農奴。

5.伊凡雷帝的統治（1533—1584）16世紀和17世紀俄羅斯歷史的標志性的混亂，多數始于“恐怖的伊凡”的長期統治。伊凡幼年登基，帶有一種病態(tài)的神經錯亂。1547年?他剝奪了貴族們的監(jiān)護權，并著手進行徹底的政府和機構改革。他限制了那些壓迫地方百姓的各省行政官員的貪婪。他還召開了縉紳會議（zemski sobor），即由貴族、教士、城市代表組成的咨詢團，來協助管理帝國事務，尤其是關于戰(zhàn)爭與和平的重大問題。

1553年，貴族們在伊凡患病時拒絕向其子宣誓效忠。此舉明顯喚起了他的怒氣。在恢復健康的基礎上，他創(chuàng)立一種只從屬于其個人新體制——特轄區(qū)，或稱“分立王國”，而在俄羅斯其他地區(qū)繼續(xù)沿用以前的管理體制。伊凡任命管理特轄區(qū)的人（稱“特轄軍團”），身著冷酷的黑衣，騎黑色的坐騎，鞍前掛?狗頭（象征警覺）和掃帚（象征清洗）。他們是長久以來標志俄羅斯社會特色的秘密警察的前身。他們針對貴族發(fā)動了一場殘暴無情的戰(zhàn)爭，沒收其財產，放逐和殺戮其肉體。及至伊凡去世，許多特轄軍也在他的命令下被謀殺了，俄國行政管理近乎混亂。然而，伊凡將俄羅斯的權威擴展到遠東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韃靼人那里，首次向俄羅斯貿易開放了全部的伏爾加河水路。

6.動亂的年代（1598—1613）盡管帝國的疆域擴展，并實行專制統治，但無知、目不識丁和無能弱化了俄國社會。盡管舊貴族已經衰落，但新貴族也不能有力地控制國家機器。伊凡之子、?承人費奧多爾是個白癡，在他死后，從基輔大公延續(xù)下來的莫斯科王統中斷。相互對抗的貴族派系密謀求得權力。費奧多爾的姐夫鮑里斯·格都諾夫成為最有權勢的人物。

格都諾夫無法克服伊凡留下的混亂、貴族的陰謀詭計以及1601年出現的饑荒和瘟疫。盜匪在鄉(xiāng)村游蕩。當波蘭國王支持的一位覬覦王位者于1603年假冒伊凡之子時，竟然贏得了許多不滿于現狀者的支持。俄國完全陷入了所謂“動亂的年代”（1598—1613）。

格都諾夫死后，那位假王子以沙皇的身份統治了極短一段時間。但他在一年內就被謀殺了，由一名舊貴族的代表繼任。于是，新王位覬?者不斷涌現了出來，農民暴亂、盜匪集結時有發(fā)生，內戰(zhàn)在繼續(xù)，同時波蘭軍隊也占領了莫斯科。波蘭國王很快就計劃親自統治俄國。然而，正是對異族和天主教統治的恐懼激發(fā)了俄國人的民族感情。作為對全俄牧首召喚的回應，俄國集結起一支民兵隊伍，他們大多是來自伏爾加河中游地區(qū)的富裕的自由農民。其組織者是庫茲馬·米寧（Kuzma Minin），統帥是貴族迪米特里·波扎爾斯基（Dmitri Pozharski）。在他們的領導下，這支民兵贏得了其他反叛者的支持，在1612—1613年，把波蘭人逐出了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