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唐惠年正在街頭一家很小的打字文印社里正忙活著哩。他想直接通過新華社的內(nèi)參，把這些所見所聞和思考結(jié)果“直達天庭”。這樣做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希望能早一點讓中央得知他這個“小記者”的調(diào)查所得，另一方面，也是不想連累走正常程序的過程中必然要牽扯到的其他同志。所以，在離開宋家的時候，他悄悄地取走了報告，然后又做出了個大膽的安排，他要找個地方，秘密地把這份調(diào)查報告一式三份地打印出來。一份留在家里存底，萬一出事了，也可據(jù)此向歷史有個交代。一份按組織手續(xù)，呈報記者站領(lǐng)導(dǎo)。最后一份，他要帶到北京去，直接找新華社內(nèi)參組，還是要爭取讓它“直達天庭”，以求一逞……

這一家街頭文印社實在也是小得可憐，總共只有兩臺老式的揀字式的打字機，兩個年紀不大的女孩埋頭在昏暗的燈光下，“啪嗒啪嗒”地打著字。另外兩個人在使用一架同樣是老舊的推筒式油印機在油印。為了保密，窗戶上蒙上了一層很厚的窗簾。

那兩個打字的女孩終于打完了最后一頁，幾乎要癱在椅子上了。一個文印社負責(zé)人模樣的男人忙接過這一頁蠟紙，把它夾到油印機上。唐惠年則開始去收集那些印過了的蠟紙和印廢了的紙頁，把它們一一放進一個舊鐵桶里，點燃后燒了。他不能留下任何痕跡。

回到記者站，已經(jīng)是第二天下午的三點多鐘了。最后裝訂還花了一個來小時。他夾著那個鼓鼓囊囊的公文包，一走進記者站，記者站站長就趕緊迎了上去，急問：“老天爺，省委辦公廳的人一個勁兒地在找你哩！出啥事了？”

唐惠年拉著站長進了里邊那個辦公室。然后他就從包里取出一份打印稿放到站長面前：“我要親自去一趟北京。我誰也不連累，自己去找新華社內(nèi)參組的同志。”

“你還是先去找一下宋書記的秘書。宋書記到北京以后，一直派人來找你，他肯定是到北京后得到了什么新的消息，想對你說些什么?！闭鹃L老有經(jīng)驗地替唐惠年分析道。

“這份調(diào)查報告，我一共只打印了三份。給您一份，證明我唐惠年不是在搞陰謀。一份給新華社內(nèi)參組——當(dāng)然，前提是他們愿意接受這篇稿子。另外一份，留在我老婆那兒，萬一將來出事了，我得據(jù)此告訴后來人，唐惠年是因為什么出事的。我得像卡斯特羅當(dāng)年那樣，在法庭上大叫一聲：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你為什么不先去找找宋書記，然后再決定你下一步的行動？老唐，你是一個老同志，老記者了，政治上比較成熟……”

“站長同志，如果早兩個月，聽您這么夸獎我，我會十分得意。但今天，我真的覺得是在批評和挖苦我。這次我秘密去深圳寶安香港調(diào)查，我才覺悟到，我們過去的那種成熟，實際上是一種不成熟的表現(xiàn)。作為一個記者，我有責(zé)任把這種震撼傳達給同樣應(yīng)該受到這種震撼的人。我只是想讓我們的中央領(lǐng)導(dǎo)，我們的黨，知道這些真實情況。無論是作為一個記者，還是作為一個公民，還是作為一個共產(chǎn)黨員，我都應(yīng)該對他們說一點真話?！?/p>

回到家里，唐惠年把那份手稿交給妻子：“這是我那份調(diào)查報告的底稿。你一定要替我保管好。”

妻子：“你想干啥？”

唐惠年：“其他的話都別說了，你一定要記住我一句話：我去北京后，不管發(fā)生什么情況你都要保管好這份手稿。它可以成為一份見證中國當(dāng)代歷史的一份重要文檔。”

妻子愣了一下：“你為什么還要出頭去瞎管這些不該你管的事？”

唐惠年有點激動了：“瞎管？過程是需要有人來推動的，你不管，我不管，都不管，那么，這個中國交給誰來管？”

妻子：“誰當(dāng)官誰掌權(quán)，誰來管！”

唐惠年：“當(dāng)官的也需要情況。沒有情況他們就兩眼一抹黑……就不可能管好這個中國。什么是中央黨報？那就是中央的耳目和喉舌！”

妻子一下也激動起來：“但不是所有當(dāng)官的都喜歡聽你說真話的。你已經(jīng)當(dāng)了這么多年記者了，還不清楚？！真是的，何必呢？！”

唐惠年愣怔了一下，直瞠瞠地看著妻子，然后提高了聲調(diào)，聲音都有些顫抖了，反問道：“何必？！何必？！何必……”最后，他一下頹然坐倒在椅子上，眼淚奪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