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死者趙師韞當年做過縣公安局的局長，在任上殺過一個叫徐爽的人，徐爽有個兒子名叫徐元慶，處心積慮要報父仇，于是改名換姓，在驛站里當了個服務生。徐元慶很聰明，因為驛站本來就是各級官員出差歇腳的地方，只要有耐心，總有一天會等到仇人的。

果然讓徐元慶等到了，已經(jīng)高升為御史的趙師韞就這么在驛站里送了性命。

至于徐元慶，父仇已報，了無遺憾，便從從容容地束手待縛。

案情并不復雜，徐元慶謀殺罪名成立，但是，該怎么判決呢？

這才是本案的難點所在：對殺人兇手徐元慶到底應該怎么量刑？

現(xiàn)代讀者恐怕很難理解這點。不管怎么說，徐元慶都是故意殺人，而且還是蓄意謀殺，死刑恐怕是逃不了的，如果趕上嚴打期間，平時該判有期的這會兒也得判成死刑，更何況原本就該判死刑的呢。

如果徐元慶有官職在身那也好辦，給個行政處分，記個過，把崗位調(diào)動一下退一萬步說，就算最后還是逃不了死刑，也會有個緩刑兩年，而兩年之后，社會熱點早就不在這里了，把人不聲不響地一放，這也就結了；就算再退一萬步說，再不濟，好歹也能落個注射死，不會像平頭百姓一樣腦漿迸裂。只不過，徐元慶只是一介小小草民，本來這案子已經(jīng)是蓄意謀殺了，再加上一個"草民殺官"的性質(zhì)，看來砍頭都是輕的，恐怕得凌遲！

如果我是當時的審判官，我很可能會判徐元慶凌遲處死，因為實在是此例不可開、此風不可長啊，如果不來個雷霆手段，草民們會以為殺官的后果不過如此，真再多來幾個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這還了得！更何況，我自己也是個官啊，保護整個兒官員集團的利益也就等于保護我自己的利益，雖然死鬼趙師韞曾經(jīng)是我仕途上可惡的絆腳石，我早就巴不得除了他，可我和趙師韞的矛盾說到底都屬于內(nèi)部矛盾，當我把目光轉向草民們的時候，趙師韞和我就變?yōu)橥塑娏?，所以，在這個時候，維護趙師韞的利益也就是維護我自己的利益。我想，同僚們也都會支持我的，因為我維護自己的利益也就是維護大家的利益。別罵我哦，我只不過把問題想得比較現(xiàn)實罷了。

那么，如果你是當時的審判官，你會怎么判呢？

如果是在條文法的社會，徐元慶恐怕必死無疑，判決依據(jù)是：他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第某某條，于是，按照刑法第某某條的規(guī)定，應該判處死刑。

如果是在普通法系的社會（簡要而言），徐元慶卻有可能逃得一命，我相信陪審團的成員們很容易會站到徐元慶這邊的。再想一想，如果武則天時代真的有陪審團，并且判案過程公正的話，那么徐元慶無罪釋放的可能性也是有的的。

為什么呢？

因為徐元慶雖然是蓄意謀殺，但他的動機是為父報仇，而在當時，為父報仇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是天經(jīng)地義的。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似乎早已深入人心，成為政治行為和社會生活的主導思想，而對于為父報仇這種事應該怎么做，儒家經(jīng)典里可是有明確記載的，而且還是大圣人孔子的金口玉言。我們看看《禮記·檀弓》：

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

夫子曰："寢苫（shan1），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斗。"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斗。"

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zhí)兵而陪其后。"

這一段是孔子的高足子夏和老師的對話。子夏問："對殺害父母的仇人應該怎么辦？"

孔子回答說："睡在草墊子上，拿盾牌當枕頭，不去做官，決不跟仇人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不論在集市上還是在朝堂上，只要一遇到仇人，應該馬上動手殺他腰上別著家伙就抄家伙，沒帶家伙的話，赤手空拳也要上！"

孔子在這里說的"弗與共天下也"就是俗話"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原型。所謂"反兵而斗"，是說發(fā)現(xiàn)仇人的時候身上正巧沒帶家伙，于是掉頭回家去取。連這孔子都覺得不應該，就算在澡堂子里也得掄拳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