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古戰(zhàn)役開始后,史迪威同杜聿明在作戰(zhàn)方針上產生嚴重分歧。按照史迪威的設想,第二百師的任務應當是“阻擊和牽制敵人”,另外“以新二十二師和九十六師快速跟進,對日軍第五十五師團實行分割包圍,確保全殲或大部消滅敵人”。(摘自《史迪威日記》)
但是這個計劃遭到杜的反對。
在杜聿明看來,史迪威處處都有濫用職權和居心不良的意味。美國佬野心勃勃,好大喜功,一心指望打大仗出風頭。遠征軍是委員長的精銳部隊,也是杜聿明的本錢,拿人家的本錢下賭注當然不會心疼。
杜聿明一面將敵情電告委員長,一面制造種種借口搪塞史迪威,陽奉陰違地抵制美國人的進攻命令。
同古大戰(zhàn)在前方打了十二天,史迪威和杜聿明在后方吵了十二天,直吵得昏天黑地不可開交。這場沖突又延續(xù)了許多年。四十多年后,一些研究中國抗戰(zhàn)史的學者謹慎地選取了一些材料,試圖解釋史杜沖突的起因及其責任。據《國民黨高級將領列傳·杜聿明傳》(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載:
……就在杜聿明下令第二百師突圍時,史迪威堅決反對,堅持以不足兵力向敵人進攻,并派參謀竇爾登(注:應為副參謀長弗蘭克·多恩準將)監(jiān)督杜實施。杜以“保全戰(zhàn)力,這是任何一個指揮官的常識和義務”為由拒絕,并下令實施有計劃的主動撤退……事后第二百師師長戴安瀾深有感觸地說:“下令沖鋒,原本是步兵打仗的口頭禪;緊要關頭,敢于下命令撤退,才是指揮官的真功夫啊!”
另據杜聿明本人在回憶錄《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zhàn)述略》中說:
……我決心令第二百師于二十九日晚突圍,以保全我軍戰(zhàn)力,準備在另一時間,另一地點與敵決戰(zhàn)。當時史迪威堅決反對,仍堅持以不足兵力向敵攻擊,雙方爭執(zhí)甚烈,竟至鬧翻。史迪威堅持不放棄他的錯誤主張(其實是想個人出風頭),竟以服從命令來威脅我,并派他的參謀竇爾登監(jiān)督我實施他的攻擊命令……我因同古戰(zhàn)斗和史迪威爭吵,滿肚怨氣,對蔣說:“如照史迪威的命令,二百師早已斷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國軍隊的情況,也可以說不懂戰(zhàn)術……”
另一本歷史書《史迪威出使中國》(作者:〔美〕羅曼納斯和森德蘭)則這樣記載:
……同古保衛(wèi)戰(zhàn)之初,史迪威命令第五軍另外兩個師即新二十二師和第九十六師快速跟進,對日軍第五十五師團進行分割包圍,發(fā)起攻擊。但是杜聿明堅決拒絕了史迪威的命令。因為這位中國將軍堅持認為進攻是不切合實際的和冒險的行動,并懷疑頭腦發(fā)熱的美國人想拿他的部隊去出風頭。他在電話中同史迪威有過一段很出色的對話:
“對不起,將軍,我得對我的部隊負責?!豹?/p>
“你不對我的命令負責嗎?”
“不,我只對委員長負責?!?/p>
其實史迪威同杜聿明的矛盾只是他同蔣介石沖突的前奏,我們之所以有興趣重視這段沖突的歷史,是因為它不僅表現了個人不同的性格和氣質,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利益原則上的沖突。中國人有理由強調保存實力,因為中國人已經同日本打了許多年;美國人需要中國人進攻,因為只有進攻才能打敗敵人。相同的立場并不導致相同的結果,文化背景的不同更導致行為方式的差異,并影響人們正確認識對方。從這個意義上講,東西方之間存在的巨大的歷史鴻溝是很難僅僅用物質援助的方式去填平的。
因此中美兩個大國的軍事同盟注定要出現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