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所面臨的一個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艱難的人生抉擇，恰恰不是應不應該在玄武門前襲殺兄弟，而是如果形勢逼不得已，他應不應該痛下殺手、弒父弒君？

對于一個以“愛敬君親”為最高行為規(guī)范的社會而言，對于一個以恪守“忠孝之道”為人生準則的古代臣子而言，還有什么行為比“弒父弒君”更加罪大惡極、不可饒恕的呢？還有什么比這種行為產(chǎn)生的道德和輿論壓力更讓人難以承受的呢？

雖然后來事實的發(fā)展讓李世民有幸避免了這樣的罪惡，但是對于李世民本人來講，這樣的罪惡只要在他的心中預演過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記憶中留下永遠無法抹除的陰影。

退一步說，就算“弒父弒君”這種未及實施的惡并未對李世民造成道德困擾，但是單純就“囚父”和“逼父”而言，李世民也注定要承受非同小可的道德壓力。更何況，“囚慈父于后宮”的過程必然不是一場溫文爾雅的談判。因為對于秦王的逼宮，高祖李淵肯定會盡一切力量抵抗，而忠于皇帝的禁軍也必定會與秦王部隊開戰(zhàn)，只有到了所有的武力對抗宣告失敗，而李淵的一切努力也均被秦王瓦解，他才可能無可奈何地舉手投降。至于像正史所載，尉遲敬德一進入海池高祖就乖乖交權的事情，基本上是不足采信的，這就算不是貞觀史臣的虛構，至少也是一種高度簡單化的曲筆。

根據(jù)李淵在玄武門之變中以及此后的種種表現(xiàn)來看，幾乎對一切事情都無能為力，完全喪失了一個皇帝應有的尊嚴和權力，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斷定：就算李世民沒有做出“弒父”的舉動，但最起碼也是把高祖逼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否則李淵不會是一副聽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樣。誠如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言：“是時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視其孫之以反律伏誅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二十二史札記》卷十九）

既然如此，那么在李世民用盡一切手段迫使父親就范的過程中，有多少行為是可以在道義上站住腳的？又有多少行為是可以在后來改史時原封不動、公之于世的呢？

恐怕很少。

也許正因為此，所以時隔多年之后，李世民盡管可以大膽地把弒兄、殺弟、屠侄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獨不敢公開他在太極宮中開辟“第二戰(zhàn)場”并“囚慈父于后宮”的真相！

對李世民和貞觀史臣而言，當年那場逼宮行動確實難以在道義上重新包裝，也難以在道德上自我說服，因而只能盡力掩蓋。但是考慮到事件的完整性，有關高祖的情況在史書的編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貞觀史臣最后只好挖空心思地編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誕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地拋出了“尉遲敬德入宮宿衛(wèi)，請降手敕”的粗糙情節(jié)，試圖以此掩人耳目，把整個玄武門之變最重要的一部分內(nèi)幕和真相含糊其辭地敷衍過去。

然而，經(jīng)由殘留在史書中的蛛絲馬跡，借助常識和邏輯的力量，我們最終還是在一定程度上窺破了李世民極力向世人隱瞞的真相。

對于李世民篡改歷史的行為，今天有一部分讀者很不愿意承認。這點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畢竟很多人心中都有一個“偉人情結”，沒有人愿意看到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光輝形象因此受到玷污。但是，我們在崇拜偉人的同時，更需要尊重事實。時至今日，關于貞觀君臣改史之事在學界幾乎已成定論，所以我們也不必再“為尊者諱”。更何況，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李世民身上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一些污點，絲毫改變不了他作為一代明君的事實，也絲毫不會影響他所創(chuàng)造的歷史功績。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故作驚人之語，把李世民改史的行為貶得一無是處，甚至指責他“腰斬”了中國幾千年來寶貴的“信史”傳統(tǒng)，言下之意是李世民開了篡改歷史的先河，“罪莫大焉”！

其實這樣的指責又未免矯枉過正了。中國的信史傳統(tǒng)和史官精神固然有不阿權貴、秉筆直書的一面，但是早在孔子時代，刪削歷史的行為就已經(jīng)大行其道了。所謂“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其實就是在某種主觀目的的驅(qū)使下，對史實進行刪削、涂飾和修改。誠如梁啟超先生所說：“孔子作《春秋》，時或為目的而犧牲事實?！荒茏鹘?jīng)讀，不能作史讀?！保ā吨袊鴼v史研究法》）可見，李世民并非“改史”的始作俑者。而且，在李世民身后，喜歡用權力擺弄歷史的統(tǒng)治者也代不乏人。

諸如宋太宗時期，官修的《起居注》和《時政記》就要時時送交皇帝“御覽”，而有關宋太祖趙匡胤之死的歷史記載，正是在太宗趙光義的直接干預和授意篡改之下，變成了又一樁千古懸案。到了清代，皇帝對歷史和文化的“熱衷”程度更是盛況空前，不但大興文字獄，而且發(fā)展到了借修書之名大規(guī)模消滅“異端”文化的地步，此亦眾所周知之事實。也許，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胡適才會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p>

由此可見，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李世民絕不是第一個對“小姑娘”動過手腳的人，當然也不是最后一個。